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每天穷于应付各样危机的世代,就不会再因为听见这个解经学的危机而感到惊奇。关于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上的危机,以及忽略圣经上下文等的错误,我们当然早有警惕,[1]但我们不得不同意兰德斯(George M. Landes)教授的主张:“圣经硏究的基本危机”出在解经的法则上。[2]许多时候,其他神学危机的根源都在这里。

 

解经学的危机

 

大部分神学院和训练机构在解经课程中所列出的步骤,与大部分牧师每周实际准备讲章的苦差事之间,总是存在着鸿沟,危机就在此。神学课程中最令学生头痛的,是既想了解圣经的原意,又想传讲切合时代需要的信息,带给人们信心、生命、和忠诚,因此就往往任意解经。其实这两方面需要不同方向的精细硏究:一方面要分析经文的历史、文法、文化和各类鉴别;一方面又要运用实践神学、崇拜学、讲道学、教牧学(加上演说、组织、辩证等)的技巧。因此要从分析各种讲章的研究上着手。但是,谁能沟通这两者呢?[3]纵使有一些既教导人忠于经文原意,又能喂养当代人灵命的书籍或专文,其数量也非常少,又隐藏在多数人所不熟悉的期刊或语言中,因而难以弥补当前的需要。就我所知,尚无一篇英文或欧洲常用语言的解经学论著,能为从经文的研习到经文的宣讲开辟新路。

 

显然,教会中“默想式”或“专题式”的讲道太多了,却又经常与经文的短语、从句、句子、经节等缺乏关联,或是根本不相配合。目前急需一些书籍或专文,能教导人们严格地按圣经原样,合理地分析圣经单元(如段落或段落群);也能为传道人指出从经文转化为讲章的途径;它必须既不失经文原貌,又要能供应渴慕生命之道的现代人,但这类书籍在哪里呢?

 

有些讲道虽然号称是针对时代的问题、需要和理想,却常常显得缺乏客观。圣经在许多讲员手中,变得既不能澄清当代人的问题所在,又不能提供解决之道,以致听众无法辨认,该信息是圣经对现况的提示,还是以圣经为标语提出个人的解决之道。这情况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事:讲章必须出于忠实的解经,并且必须紧贴着经文原意。这是所有想讲得既合圣经又切合实际的人必须牢记在心的。

 

笔者对这一再指证的错误方式深恶痛绝,尤其看到其用在专题式讲道中,甚至笔者多年来一直叮嘱学生,每五年才能有一次专题讲道,讲完后还得立刻悔改,求神赦免。读者若感到不解,且听我慢慢道来。这句戏言背后的用心,乃在唤起传道人照着圣经传讲,从引发、预备到传讲,都要依神的话而行。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知道,最能打击、摧残教会心灵的,莫过于不着边际又枯干沉闷地复述圣经的内容。传这样信息的牧师(正反映出他所上的解经课程),是把人带进历史、语言和鉴别学的迷宫,使人迷惘失措,因此使得经文在听众那里了无生机。这种信息只知道描述内容,因此基本上只是公元前或公元1世纪的道理,并非20世纪人们的兴趣和需要。

 

现在困难来了。一个方法的长处,正是另一个方法的短处,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问题。当代许多观察家认为,这就是造成神子民缺乏神话语之悲剧的主因。事实可以证明,大批美国信徒不断地涌到各处参加硏讨会、圣经会议、教会或家庭的查经班,希望借此满足心灵的饥渴;然而他们的收获往往大同小异,不是一再重述的基要真理,就是受当地民众欢迎的高谈阔论,或是散漫专题中的一些诙谐妙语,也许还点缀有生动幽默的轶事,以便迎合那些灵里懒惰、只想听故事和笑话以自娱之人的口味,如此而已。传道者中的先知何在?传神话语的权柄和使命感何在?

 

基于圣经的讲道衰退了,其影响因素莫过于解经原则。当然,原则能帮助学生分析动词,断定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的文法形式,流畅地译出经文,使用高等和低等鉴别学所接纳的经文,并从历史和鉴别的角度来分析。但工作就到此为止了吗?

 

我们认为,解经的原则本应该指出由解析到传讲的路,但传统太严格地限制了它的范围,使得牧师们很快地在讲台上弃原则而不顾,因为他们发觉那些原则(正是大多数神学课程所教的)太死板、枯燥、不切实际、毫无用处。当然,我们不是以实用与否来断定真理,但这说明解经学在神学课程中没有摆在适当的位置,而是任人们加以苛责或限制,以致不能供应教会的需要。

 

为此,我们不得不大力支持兰德斯对这问题的分析。他认为“神学院的圣经教师若只解释圣经的历史记录,就真是全然辜负圣经所显明的事实。虽然他必须从历史入门,但如果没有进一步阐明其中的神学,就不单漏掉神保留经文的一个重要用意,更遗漏了经文的角色和功能……”[4]

 

斯马特James D. Smart)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1970年出版的《圣经在教会中出奇的沉默》(The Strange Silence of the Bible in the Church)一书中说:“传道人的危机,大多是由于神学院中圣经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缝隙所造成的。”[5]他又说:“神学院中的圣经课程虽然正确地教导了学生如何仔细辨认经文初写时的原意,但同时又假定学生不必接受进一步的教导、协助或方法提示,就能毫无困难地将原意引申为当代含义,并且其间不会有严重的纰漏。”[6]

 

讲道集和讲道大纲等书籍,仅仅指出应用的结果,并没有指出讲章自开始解析到完成的途径,这过程又正是大家所不熟悉的。那么谁该指出这条路呢?是解经、圣经类课程,还是讲道、实践神学、教牧学课程?

 

当然,这两种课程都应该努力去衔接对方,但若能先确定预备讲道用的经文是谁的基本和首要责任,那么我们相信一定能发展出一种解经方法,使解释者能安全可靠地将圣经作者的原意转换到该文本对现代听众的当代意义上,其实这就是解经工作的延续和扩展。

 

在预备讲道之初,查经的工作包括确定经文的中心或焦点;确定其所蕴含的神学;其历史、文化、神学方面的上下文,以及它应用的方向等。这一切要做得精简而有计划。此外,由于讲道不只反映出解经的成果,也要评定它的正确性及该段经文的焦点,因此只有解经技巧和劝说的艺术仍嫌不足,还必须综合释义的知识和实践法则。无论过去在课堂上是否受此训练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现在要加紧操练。

 

我们自然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已经从事牧会的同工和日夜致力解决这问题的有心人,但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就读于神学院和圣经学院的同学。我们尝试为同学和老师开创一个新领域,使他们从事前所未有的学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特别能察觉到解经学上的不完全及其陷阱所在。

 

然而,愿本书终能成为一种初熟的果子来献给教会。笔者由衷地希望许多人能借此与笔者对话,叫我们能同心协力地完成圣经和神学教育的中心目标。我们容忍平庸的讲道和查经已经太久了,现在应该开始用好的解经理论及随之而来的步骤,修筑由解析到传讲之路了。此外,我们还要改进神学院的现状,使它们更重视这样的硏究,以它为教导和练习的内容。另外,目前有一种运动已经在暗中发起,就是“家庭神学院”(House seminary,由几个当地教会提供2-3年的学习机会,一次招收2-20个学生,由各教会的教育部门负责教导),它们之所以产生,常常是因为神学院不能融合理论与实际所致。他们也很少反对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反而多半要求至少要学希腊文,甚至两样都要学,但他们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把语言研究用来发展“真注解”或“经文式讲道”,结果还是跟现有的神学院一样,挣扎着想去解开这纠缠在一起的结。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与许多“家庭神学院”的情感和交通,我们也愿意把这成果交给他们检阅和指教。

 


[1] 各为:Tom F. Driver, “Review of Langdon Gilkey的Naming the Whirlwind: The Renewal of God Language,” Union Seminary Ouarterly Review 23(1970):361;Brevard S. Childs,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0 ); James D. Smart, The Strange Silence of the Bible in the Church: A Study in Hermeneutic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0),10页。

[2] George M. Landes, “Biblical Exegesis in Crisis: What is the Exegetical Task in a Theological Context ?274页。(若一本书或文章出现于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则该文章有关的参考资料不会详尽地记录在附注中。)

[3] 有关这方面,在Manfred Mezger, “Preparation for Preaching: The Route from Exegesis to Proclamation,” 159-179页中有很好的说明。

[4] Landes, “Biblical Exegesis in Crisis,”275页。我们在下一章的讨论,也要在他的神学观点上发展。

[5] Smart, Strange Silence29页。

[6] 同上,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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