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学的危机

 

在提出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以先,我们还要面对一个危机:讲台的危机。大部分基督教会中都存在着一个事实,即圣经讲解在当代讲道中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其中最被忽略的是旧约部分,它却拥有75%以上的属天启示!

 

这情形部分要归咎于马西昂(Marcion,又译“马吉安”)、尤里乌斯·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及另外一些人。然而,先不看忽略旧约的所有理由(收集起来必定是一大串),我们只看一件事:旧约历史的独特性。旧约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话语,都是在特定时间、状况中,对特定文化下的特定听众说的,这才是真正的难处。不但旧约,连新约的对象和时间也是特定的,基督徒解经者如何去面对这些篇章?难题似乎无法避免。

 

当代的一位学者劳伦斯·图姆斯(Lawrence E. Toombs)一直尽力尝试越过这个困难,他致力于使圣经能用在每个人身上,尤其用在现代牧师的讲道上。他为了使旧约能用在这时代,于是强调在两约的历史事件中,神所接近的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也邀请我们参与其中。[1]图姆斯注重人性的相同点,因此传道人有责任问会众说:在这段旧约经文中,有什么人性状况是对我说的?有什么人性状况正适用于当代社会?既然我跟他们没有分别,又面临相似的状况,那么我能否将那些旧约的话语组织、改变或重现于现代事物上?我能将这话变成我生活中的新形式和真正的信息吗?

 

然而,如伊丽莎白·阿赫特迈耶(Elizabeth Achtemeier)所指出的,图姆斯的困难在于他不明白旧约历史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究竟程度如何。毕竟这些话不是对一般人讲的,而是为了特殊的目的,对一批与神有特殊关系的特殊民众讲的,因而在此产生对圣经的偏差。[2]

 

要回答当代旧约讲道学的问题,需要先解决阿赫特迈耶所提的这个卓越问题:教会与以色列人有何关系?教会在哪些方面与以色列人所得的祝福和审判有份?这问题问得很恰当,它深深涉及解经和圣经神学,比图姆斯的类比法更能指出问题的方向以及核心。

 

布尔特曼也硏究过同样的问题,但答案与图姆斯不同,他的结论是:神与以色列的交往已经断绝,因此旧约及其独特的历史不是神对我们的启示,[3]它唯一适用于我们的是一般的道德要求,这些并不根据神的启示,而是出于人类的关系。因此,维护旧约的独特性,意味着必须放弃旧约。旧约在布尔特曼手中成为“非历史性的”,其价值只在于作教导工具,使每位听众能在生活中将它“再实化”(Reactualized),它跟以色列人毫无关系。结果,当代人虽然从中得着今日的史实和今日的陈述,但这与过去以色列历史的事件全然无关。

 

布尔特曼也承认旧约历史的独特性,并承认它的过程对教会规范具有权柄。但他认为,旧约只是为福音作准备,而福音也已经转变成一个存在主义的、末世的、非历史的、自主的体系。

 

1952年,学者们在解决圣经特殊性问题上又作了新的尝试。马丁·诺特(Martin Noth)根据以色列人把三个节期过去的典故应用在当时的时代,提出教会也应当传讲旧约历史,作为教会中的“重现”(Vergegenwärtigung)。借着述说逾越节、无酵饼和住棚节,使神在过去施恩的作为(如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颁布律法、在旷野的救助等)成为今日发生的事,使人对以色列的神能用爱和服事来回应。[4]

 

这一点极为有用,节期不但能与信仰有关联,同时申29:10-15也强调“今日”:“今日你们……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祂要照祂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作祂的子民,祂作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5]

 

这是圣经中把过去事件应用在当时的时代的一个生动例证,正像教会在分领主餐以示联合时所做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

 

圣经中另有一个将早期历史事件直接应用到后代的现象,就是在引述这些事件时常用“我们”和“你们”等词。申6:20-21教导百姓,当人问起神所吩咐的律例含义何在时,应当这样回答:“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再看申26:6-7的告白:“埃及人恶待我们……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

 

虽然“重现”的方法有这许多好处,但讲道学的危机仍然存在。科内利斯·特里姆(Cornelis Trimp)曾指出,诺特这种“教导性”的应用圣经的方法有些缺点:讲台信息变得有一种特质,即使历史事件——无论有没有发生(这派人士常认为没有)——再一次实化了,就像天主教徒把基督所献上的身体再实化一般。[6]这样就失去了“唯独圣经”的原则,反而使现有生活传统或圣经的“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等于(甚至超过)圣经的现有形式。这种“重现”含有自由的倾向,使信息不受现有经文的约束。这样,神所默示的就不再是圣经,而是解释和传讲之人所说的话。

 

特里姆又提出另一种看法,仍是针对诺特和图姆斯等人的看法说的:“因为神必须忠于自己,所以他会填平那第一次听道者和后代之间的间隔。一个人如果想从一段具有时间性的经文中抽取理性或道德上的永恒真理,或想组织起原著所述状况的类比,都将一无所获……主不容许他所启示之话语的含义,只局限在最先说话者或最先听话者狭窄的意识范围中;相反的,在祂借着以往的工作和话语启示时,祂已经考虑到我们这些末后世代的人了。”[7]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如果一个解经者在结论中想含有任何有意义的应用,或想具有当代的意义,他就必须面对讲道学的实际问题。

 


[1] 见Lawrence E. Toombs的作品:The Old Testament in Christian Preaching.,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Christian Pulpit,” Hartford Quarterly 8 (1968): 7 -14;及 “The Problematic of Preaching From the Old Testament,” 302-14页。

[2] Elizabeth Achtemeier, “The Relev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for Christian Preaching,” A Light unto My Path:Old Testament Studies in Honor of Jacob Myers中,编者:Howard N. Bream等,Gettysburg Theological Studies, 4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74), 5 ~ 6页。这部分我采用阿赫特迈耶常用的进路。

[3] Rudolf Bultman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for Christian Faith,” The Old Testament and Christian Faith: A theological Dissussion中,编者:Bernard W. Ander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8-35页。

[4] Martin No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Proclamation,”译者:James Luther Mays,在Essays on Old Testament Hermeneutics中,编者:Claus Westermann和James Luther Mays (Richmond:John Knox, 1963),76-88页(第四章)。

[5] 着重为作者所加。

[6] C. Trimp, “The Relevance of Preaching (in the Light of the Reformation’s ‘Sola Scriptura’ Principle),”8页。

[7] 同上,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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