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学定义

 

英文的“解经”(Exegesis)一词是由希腊文的ἐξήγησις音译而来,原意是“叙述”或“解释”(它的名词形式并未在新约出现,只在七十士译本之梵蒂冈抄本的士7:15出现过一次)。其动词形式是ἐξηγέομαι,直译作“领出”(注意字首ἐξ)。七十士译本中的ἐξηγέομαι主要译自希伯来文的סָפַר,这个词的加强式意为“叙述、告诉或宣称”。新约中这个动词只在约翰福音出现过1次,并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共出现5次。[1]其中约1:18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父〕表明出来。”路加福音记载主在以马忤斯路上显现之后,当晚革流巴和他的同伴将这些事向其他人“解释”,即“讲解”或只是“叙述”(路24:35)。同样地,哥尼流向其他人“解释”他所看的异象(徒10:8);保罗和巴拿巴“讲解”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神迹奇事的意思(徒15:12);彼得“讲解”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徒15:14);保罗也“一一讲解”神借着他向外邦人宣教所成就的事(徒21:19)。

 

从新约这仅有的几处中,就可以清楚看见,解经跟诠释学(Hermeneutics)有密切的关系,它是一门解释的科学。而Hermeneutics源自ἑρμηνεύω一词,该词及其相关词汇在新约中大约出现了20次,有一半是“翻译”的意思,因此太1:23说到希伯来文的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可5:41将亚兰文的“大利大古米”“翻出来”作“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但相关的词汇διερμηνεύω的意思是“说明”或“解释”,常用于对与原先不同之听众讲述旧约经文的时候;例如,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将所有关于自己身份、工作的事都“讲解明白”了(路24:27)。传统上,解经学和诠释学都专注于经文本身,要断定经文的内容及其原始的目的。然而很不幸,整个教会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未曾强调这一点。

 

在宗教改革的强烈冲击下,学者们重新强调,如果解释者忠于他的使命,就只能在一处经文中取得“一个概念”或含义。解释者唯一的目标,就是将作者写这段经文时的意思尽量清楚地解释出来,他的职责就是“重现经文”,而非表达解经者的成见、感觉、判断或观念,因为表达这些就是在从事“解入”,是“读入”个人希望经文有的意思。宗教改革者支持早期的安提阿学派,与俄利根在亚历山大所倡导的学派相对立。

 

这个看法对现代解释者不啻当头棒喝,虽然大家对“解入”都有某种程度的非议,把它看作低劣的替代,即以牵强附会的解释代替解经,但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样客观地订定法则。许多现代人都把含义看成是“多重的”——他们认为含义有很多层次。[2]

 

维恩·波伊思雷斯(Vern S. Poythress)曾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难道经文的含义真的只有一个吗?”[3]直到最近十年,这个问题的答案仍是:“是的,只有一个,经文的含义从来只有一个。”

 

波伊思雷斯对这个回答十分不满,他不但不限制讲道者自己所偏好的含义(有人妄自称为“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以及由听众反应而得的含义(笔者认为应当称为“情感谬误”〔Affective Fallacy〕),[4]反而主张另有一种讲道含义,是那些对语言学和历史背景有充分知识,有资格作为判断之人所能建立的。[5]然而,即使我们同意“有资格作为判断的人”可以确定讲论的含义(这个奇特的看法终必使人辩称讲者的含义和听者的含义都并存),波伊思雷斯的结论还是令人失望,他说:“因此,区分不同类型含义的结论有其用途,但它本身不会告诉我们哪一个或哪一些含义才是‘经文原义’。”[6]这正是试图建立多重含义之人的真实写照,在这“许多”的含义中,谁来为我们定夺呢?

 

这种多层次的系统,势必要诉诸“元沟通”(Metacommunicative)的维度,它将使我们不按照句法和语义结构来了解经文,而按照经文在我们头脑中的各种“实化”方式来了解。

 

简单地说,这看法不但要人读圣经,也要人读自己。一旦如此,大部分人“找出真实或唯一含义”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这样一来经文就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含义结构。正如苏珊·威蒂格(Susan W. Wittig)所说,这些含义结构就可以分为荣格型(Jungian)、佛洛伊德型(Freudian),或结构专家型,或你自创的一型。[7]

 

另一个近代学者主张,确实有“含义的不同层次”,而且可以分成两类:“本体含义”(Ontological Meaning,作者真正想表达的含义)和“美学含义”(Aesthetic Meaning,超越经文字面以上的含义或意义)。[8]根据这种看法,阐释工作应该是循环的过程,[9]而不是传统所说的从解释到默想,然后到应用的线性过程。

 

以上的一切不但为解释圣经带来困难,更与近年来所有的诠释学文章水火不容。如果真有多重含义,彼此衔接成一个诠释循环,那么那些作者何必浪费这么多时间,把主要概念组合起来呢?显然,那些当代的作者是先借取单一含义理论和传统的线性过程诠释法来建立他们的论点,然后又放弃进一步使用单一含义的解经方式,认为单一含义解经法是无望、过时的解释。

 

单一含义诠释法最强的根据,可以从一般的谈话或著作中看出。如果含义不是单一的,“沟通”本身即便可能,也会困难重重。如果说者或作者不能掌握他们自己的用词,如果含义不能表现他们用词的原意,那么我们就会处在最艰难的状况中:大家都在沟通,但没有什么哪个人能接收到(或知道有没有接收到)信息。

 

这不是说解释者能把说者或作者所有想表达的细枝末节都捕捉到,而只是说,我们还有可能谈到“‘够’明白的传达者所要表达的”。事实上,很少有人会认为听者或解释者所接收的是传达者所思想的“全盘”知识(连细枝末节也都包括),更不用说接收整个主题的全盘知识了。

 

因此,诠释学试图说明有助于硏究经文的一般或特别的原理或原则,解经学试图确认短语、从句、句子中的真理意向,因为它们将一段、一大段,以至整卷书的思想组合起来。如此,诠释学可以说是指引解经的“理论”,解经可以说是找出作者想表达之含义的“实行”或“过程”。

 


[1] Anthony C. Thiselton, “Explain, Interpret, Tell, Narrative,”收录于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编者Colin Brown,共三册(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1978), 1: 573-584。

[2] 例如,见Susan W. Wittig, “A Theory of Multiple Meanings,” Semeia 9 (1977): 75-103; Gerald Downing, “Meanings,” 收录于What About the New Testa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Christopher Evans,编者Morna Hooker和Colin Hickling(London: SCM, 1975)127-142页。

[3] Vern S. Poythress, “Analysing a Biblical Text: Some Important Linguistic Distinctions,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32(1979): 113。

[4] W. K. Wimsatt, Jr., The Verbal Icon: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1954), 3-18,19-39页。

[5] Poythress, “Analysing a Biblical Text,” 126页。

[6] 同上,137页。

[7] Wittig, “A Theory of Multiple Meanings,” 96-97页。

[8] John Sandys-Wuns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1977: 66-74。所引之词见67页。

[9] “释义圈”指经文与产生经文的人类心理以及解释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会使经文与解释结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见Richard N.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Atlanta: John Knox, 197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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