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者与听众

 

以上的一切都说了、做了,我们还需要面对解经学上最困难的部分:古代的经文如何不断地成为神对当代的呼声?直到掌握了这个问题,解经才算开始发挥它的功用。我们不能只了解圣经的历史、文法、句法和鉴别等层面,也必须在垂直面和水平面都有所洞见。可以这么说,时间因素不但不能弃置不顾,而且要与神学中心紧密配合。在作讲道分析时若缺少神学解析,就不算是完成了教会对我们所报有的期望。

 

我们必须确认“不变的含义”(Ipse dicit)。[1]米勒(Jac. J. Müller)曾经指出,圣经里劝勉的部分常说到“永恒不变”的真理,它的含义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人”;历史叙事部分则比较不容易如此。

 

此外,如果我们要获得经文最深、最主要的价值,还需要硏究übergeschichtliche(超历史的)时刻。我们不能因此就用简单的寓意解经,而是采用某种形式的“完全的意思”。15世纪教会中盛行的经文四重含义理论,在下面的铭言中表露无遗:

 

Litera gesta docet,

 

Quid credas allegoria,

 

Moralis quid agas,

 

Quo tendas anagogia!

 

字面告以所成事,

 

寓意乃须相信之,

 

伦理指示该当做,

 

奥秘心之所向驰![2]

 

这个四重含义理论,清楚地说出早期教会也在我们现有的问题上打转。如果他们的看法稍有转变,认为一段经文只偶尔用这四个“要素”之一,就能为现代的解经打下更好的根基了。可惜解经界都一致倾向于寻找经文中并存而隐藏的“各种含义”。

 

为此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含义只有一个,取决于作者的真理意向;“意义”则可以有许多,因为它牵涉到单一含义与各种人物、场合及事件之间的关系。

 

我们虽然不赞成圣经有多重含义,却不是说我们不必积极确认经文永恒的神学价值。几乎所有现代诠释学的中心都围绕着一个问题: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们不以为然的,是当代学者不愿断定经文现有的“意义”中,是否有作者单一的含义。

 

因此我们下定论说,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态度,一方面听取永生神对当代的呼声,一方面进行上下文、文法、历史、文化和句法的分析,两方面并驾齐驱,同时努力。圣经与其他书籍不同之处,就在于此!

 

如果人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那么即使教会自豪地宣称承受了律法、先知、圣卷和福音,那又有什么益处?这情形正像耶利米在圣殿门口所宣讲的信息(耶7-10章)中提到的一样可笑。他尖刻地指出,没有理性的受造物比有理性的受造物,更多地了解并“回应”神的法则!例如,鸟类会因为季节的转变而迁到温暖的地方(耶8:7),神的理性受造物却对确定而急迫的灾难视若无睹。

 

更可悲的是,“承受”了神的话语,并不保证就会对它有所“回应”。以色列有三种领袖,每一种都拥有神独特的启示:祭司拥有律法;先知拥有耶和华的话;智慧人拥有智慧。但几乎可以说他们丝毫没有医治神百姓的创伤。更令人诧异的是,律法、话语和智慧在这些领袖身上一点也得不到回应,更不用说百姓了。他们听到话语时甚至毫无惭色(耶8:8-12),尽都流于外在的空谈和理论罢了。

 

愿神拯救我们这些新一代的解释者,并拯救祂的教会,使我们不再如此狭隘地使用圣经。我们不能满足于纯学术的解经,而要经过鉴别、细心的分析,进一步带领教会明白如何回应神的话语。这样我们的任务才算圆满达成。

 


[1] Jac. J. M uller, “Exegesis and Kerugma,” 233页。

[2] 同上,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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