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预言体在解经讲道中的运用

 

今天在许多信徒的心目中,好传道人的特征之一,是向这个世代传讲预言。根据现代的一种用法,说预言就是以一颗勇敢的心——如果不是从一个有点不受欢迎的立场来判断的话——说出社会的时弊和不义。因此,众所周知,旧约先知都类似地直言挑战过他们的时代;在现代,他们也就成了所有反体制,并直言不讳地反对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人的典范。

 

坦白地说,这种说法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先知们实在是改革家,[1]然而他们难以适合现今为他们打造的对应角色。比如,圣经中的先知与想做先知的现代人之间有一个相当大差异,旧约先知的主要呼吁不是针对社会的结构或制度,而是针对构成社会结构和制度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先知们的改革工具是神的话语,而不是进行社会改造或政治运动。因此,旧约先知是改革者,他们确实痛恨各种形式的欺压、不公和不义,但他们认为这些弊病仅仅是更深层次属灵问题的症状,这些问题呼唤着每个人回应神所宣告的话语。

 

先知们在为社会带来巨大改变的努力中主要是向个人发出呼吁(不管这些个人是审判官、政府官员、商人,还是宗教人士)。这一点可以提示我们如何在现代重新传讲他们的信息。但是,只单纯地将他们的信息转说给同时代人听,并不能产生什么功效;解释者/讲道者仅仅说明在古代受众和现代受众之间有某种联系,是无济于事的。解经神学(Exegetical Theology)的价值就在于,它必须帮助学生和传道人/老师弥合原始语境与现在的受众之间的差距。为此,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参看一些硏究预言体经文的不恰当方法。

 

一、一些不恰当的方法

 

在圣经中,许多今天被归类为圣经正典的历史书卷(如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更应该被归类为先知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下面会特别从其中选一段来讨论。这正是它们在希伯来文旧约中的准确归类:它们组成了前先知书(Earlier Prophets),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则组成了后先知书(Latter Prophets)。

 

在先知书中,有一段关于以利亚的生活与服侍的经文(王上17章至王下2章),很能说明传讲预言体经文的困难和可能性。论到传讲以利亚时所遇到的问题,我读过的最发人深省的书是杰拉尔德·哈罗普(G. Gerald Harrop)的著作。哈罗普比较了几篇列王纪上21章的典型信息之后,戏剧性地指出,大部分解释者趋于带着既有的期待来硏究该段经文;[2]更糟的是,对于大多数解释者来说,他们受既往的成见、教导和信念所影响,自以为他们的结论是用解经的卓越方法从经文中得来的。

 

哈罗普的“如何迷失在拿伯的葡萄园,又如何找到你的出路”[3]这一章,促使我提出处理预言体经文的四种不恰当“解经—释经”(Exegetical-Homiletical)模式。每一种模式的名称和观点都是我个人的见解,虽然哈罗普教授的内容使我很兴奋,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但他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

 

1. 预言体预表式讲道

 

第一种不恰当的模式是“预言体预表式讲道”(Prophetic Typological Preaching)。在圣经中确实有合理的预表,在这种预表中,解经者可以提及经文线索来阐明旧约的某人、某事或某制度是那要来之真体的影儿,但这里所指的不是这种情况。也许这个不恰当的方式更应当称作“现代—预表式讲道”(contemporary-typology preaching),因为现代的情境控制着讲道的形式和几乎所有的内容。在列王纪上21章的悲惨事件中,耶洗别残忍地谋杀了拿伯,亚哈随即占有他的葡萄园。“预表式讲道”的践行者几乎都立刻开始谴责今天的亚哈们:他们剥削少数族裔,剥削过度工作和工资过低的雇员,甚至剥削被当今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所困的养老金领取者。这些亚哈们榨取世界及其上的居民(诸位拿伯),直到他们几近枯竭。亚哈们做的这些事,不过是把劫掠到的掳物奉给今天已经住在象牙宫中的众耶洗别罢了。[4]

 

整体来看,如果这就是上下文的主张,这样的信息当然应该被传讲,但这真是列王纪上21章作者的权威观点吗?有哪一个短语、从句或句子(依上下文解释)说明它是这里的中心信息呢?此外,这段经文的先后次序又如何组织这样的信息呢?这段经文似乎只是给我们这时代的恶棍提供了两个标签,即亚哈和耶洗别。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用现今状况来反映古代事件的“反向预表”——至少可以说是一种颠倒的方法。

 

有一点可以证明它对实意的歪曲,即这篇信息绝大部分内容都在描述当今社会的弊病,但神的宣告在哪里呢?福音在哪里呢?这岂不是以我们自己对社会经济健全的诉求,取代新旧约中神救赎的历史吗?[5]诚然,我们呼吁的行动往往是合理和正当的,但它必须建立在更深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把旧有的圣经术语套到现代的不法之事上。

 

2. 预言体行动式讲道

 

传讲先知书的第二种不恰当的模式是专注于学者们所说的预言行动。在组织信息时,这种方法不是只用一两个古今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或体系的名称,而是趋于使用较多的经文;在这种讲道方法中,传讲者注意到亚哈冷酷地占据了拿伯的葡萄园,因此国家的利益战胜了个人利益。诚然,亚哈早先曾答应拿伯,要给他“更好的葡萄园”或“按着价值”的银子,但讲道的主题显而易见,是论到小人物被现代民主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和福利主义冲垮。[6]

 

然而,这样还是没有把经文解释出来。刚才简述的“信息”还是没有什么从神而来的话语。其中有什么可“传讲”的,又有什么是带着神权柄的宣告呢?如果这篇信息是报纸的社论或新闻杂志的专文,它一定很具有煽动性和刺激性;但如果经文没有明确谈论这个原则,就不能当作神的话来传讲。

 

事实上,这篇信息在某些方面确实与列王纪上21章所讨论的内容相关,甚至接近。列王纪上21章背后的会通神学是十诫中规定的产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以及特别是对以色列来说,土地和人不可分割的教义。祖业不能出售,必须保留在神所赏赐的那个家族中,因为神才是全地及其所充满的一切的最高主宰(利25:23;诗24:1)。而“预言行动式讲道”(prophetic action preaching)已经偏离了方向,把“亚哈”的侵占与社会主义、福利主义、新经济政策、费边主义(Fabianism)和大政府等社会制度体系联系起来。以利亚所责备的是亚哈这个人,而不是他所依循的哲学、制度或计划。除此以外,以利亚还要求亚哈改变和悔改;他不会仅仅满足于国家政策的逆转。

 

因此,这个解经还是没有深入到经文里面。传讲者的脑海里有太多的成见,他把这些成见像网格一样铺在经文上,迫使经文承载他的信息。我们对他使用列王纪上21章的最好评价是,这为他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但是,他并没有在眼前这段文中找到一处圣经语境,来专门处理他所阐释的道义——这是传讲的人必须做的,如果他希望借用神的权威来阐述他的观点。列王纪上21章的行动发生在阐述神的观点的背景下。诚然,由于我们涉及圣经的叙事和预言的章节,其中的道义不一定会以明确的术语陈述,而是通常要从预言叙事的所有细节安排和事实的选入中推断出来。但是,考虑这里的行动,不能脱离周围的预言叙事的背景,也不能脱离叙事中包含的所有细节。

 

3. 预言体格言式讲道

 

第三种传讲预言的模式是传讲预言中的格言。哈罗普以一种最令人愉快的方式描绘了一位保守的讲道人可能如何处理列王纪上21:7(“我〔耶洗别〕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7]这是讲道者在这段经文中唯一使用的一节经文,以它作为格言,又以此为基础,串连起新旧约中成打的经文,旨在反对女性解放运动。如果亚哈留意创世记3:17所暗示的警告(“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事实却不然,他和我们的社会都拒不接受神在以弗所书5:23所阐述之事物的次序。对这位传道人而言,将女性解放运动的几个领袖比作耶洗别,是列王纪上21:7的恰当运用,并赋予其深刻的相关性。

 

但是,列王纪上21章的作者是否想让这段经文成为对女性合法权力范围的评价?就算我们断定列王纪上21:7是这段经文的焦点和中心,我们还必须证明列王纪上21章的整个段落,是如何与我们提出的关键陈述相关联的。

 

到这里我们还有问题,作者为什么把解释整段经文的关键陈述放在故事中一个恶人的口里——尤其不久之后,神还借先知以利亚说话(王上21:17-26)?我们不禁觉得这是意图再次主导了思考过程:先确定了信息,然后才从圣经中找适合的经文做格言。这绝对称不上是合理的解经或经文文本的解释。

 

“格言式讲道”(Motto Preaching)可能会打动众人,因为它充满了警句或格言式的口号以及有趣的轶事,但它总是无力的,缺乏圣经的权威和确认。它无法与诚实、完备地传讲神话语的讲道相比,因为那样的讲道可以由圣灵印证并使听众信服,以此确认圣经的真实性。

 

4. 预言体寓言式讲道

 

传讲预言的第四种模式,我们称之为“预言体寓言式讲道”(Prophetic Parable Preaching)。这种方法不是选择一个名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行动、一节经文,而是用到整段经文,把信息的第一部分用来讲述拿伯及其葡萄园的故事,并通过不同的情节将这悲剧推至高潮——拿伯被杀,亚哈占据他的私人财产。

 

在这类信息中,一个突然的转折立即将听众带到今天的场景。它还是使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情节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直到下了一个凄惋、悲哀的类似结论。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精意类比”,[8]明确比较古代以色列人的社会压力和现代人的社会压力。注意,这是一个引申和表达上的比较,随着故事的发展,使一种状况看起来像是另一种状况。

 

哈罗普以列王纪上21章的主题假设了一个现代的道德小故事(或译“说教性寓言”):[9]一个大学正在扩建,扩建的建筑计划最终侵犯到一个寡妇的房屋和产业,校方和不诚实的市政人员一再用计要撵走这个固执而勇敢的人。以这种方式讲道的人会问道:“难道没有任何恩惠之音吗?难道罪恶与不公将永远霸凌吗?”不,还可以有救。一个校方官员帮助了这个寡妇,为她疾声辩护。因此,奥斯威辛(Auschwitz,波兰一个恶名昭彰的城市)、耶斯列和对寡妇的压迫都不能成为最后的定论,最后一句话可能是:“我们是奉主名聚集的,信他的小子们中,连最小之人的权利都不可剥夺,阿们。”[10]

 

这样就完了吗?我们对列王纪上21章就没有别的期待了吗?我们在这一章用这种类比,有什么支持的根据?我们得到的结论和原则,真是作者在这一章要我们得到的吗?

 

我们认为,与前三种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更不能满足严格的文本阐述的要求。在列王纪上21:17-29中,先知所预言的审判和应许与叙事部分是伴随出现的,但叙事部分被单独剥离了。是的,在批判性分析中,有些学者会认为这些审判的话不是原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听这个道德小故事的人而言,并不重要。但是,这种方法同样不堪一击,因为它违背了正典的经文证据之准则,也违背了在有足够的反证(无论从正当的文学、形式,还是校勘批判的方法)之前,正典的经文自证之准则。无论如何,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有足够证据证明现有故事的完整性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主张:除非在听众面前陈明的信息涵盖了全篇故事,并以审判和盼望的预言为结论,否则任何讲道都是不足的。然而,这正是大部分牧师、教师望之却步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需要来说,太陌生,太遥远了。为了对这样的段落进行有效的经文解释,我们接下来要谈到解释先知书的基本原则。

 

二、先知书的中心信息

 

对于任何一段圣经经文,如果想做合理的解经和可靠的文本阐释,都没有坦途,而先知书就更难了。但是,如果“讲道学”(Homiletics)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讲道学是一门“说与圣经经文一模一样话”(homo即“相同”,lego即“说”的意思)的艺术和科学。在此,以列王纪上21章为例,我们实在看到了向现代人讲解先知书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提出两种选择:祝福与审判。至于这两种结局是哪一个,就看各时代的人是否都以悔改来回应所听到的预言。

 

这个原则对个人和整个信仰团体都适用。神呼吁两者都要“悔改”,或者用希伯来语更简单:“转”或“回转归”向主。这个信息在先知书中不断地出现,因此先知撒迦利亚能把他以前众先知所说的总结成一句话:“从前的先知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亚1:4

 

每一个审判和盼望的信息都附带着一个或明或暗的表达:“除非”或“若你们归(或‘不归’)向我”。这个附带条件的预言在耶利米书18:7-10中成为一个正式的原则:“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在几乎所有的先知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附带条件的预言,也许最好的例子[11]就是约拿书。事实上,约拿料想,神虽然警告说四十天后要毁灭尼尼微城,但尼尼微人若立时听从,转离恶道,神真的会施怜悯而不降灾(拿4:2);这导致约拿放弃了他的先知使命,乘船前往他施去。约拿在鱼腹中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最终到尼尼微传神的话,这时,他所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神最终还是施怜悯,没有毁灭尼尼微城,因为尼尼微人回应了约拿的信息。

 

适用于国家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个人,列王纪上21章的结论可证明这点:“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并且(在耶和华面前)缓缓而行。”于是,神指示以利亚向这个受到威胁的罪人宣告,列王纪上21:21-22所说的可怕审判(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与约拿书说的一样是暗示)不会临到亚哈,而是临到他的儿子。

 

因此,即使是暂时悔改(列王纪上22章记录,亚哈在战死前曾求问假先知,耶和华的先知则劝他不要上战场),也成就了神之盼望和祝福的话。这就是这段经文想要表达的神学和教导。面对现代社会、政府和机构的严重罪恶,治愈的起点乃是每个人“回转”归向神,并“悔改”他们的罪行。

 

这个真理在历代志下7:14有正式的论点表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有人认为,这段应许只适用于以色列民族,其实这段经文包含可原则化的特点,因此适用于所有时代——“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也就是“我以我的名来呼召的人”,因此就是属于我的人。这包括所有信主的外邦人和信主的犹太人。再看神应许要“医治神百姓的地”,地和人的关联可以追溯到创造本身,人类的命运与他们生活的土地息息相关,因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再者,当人类的代表(亚当和夏娃)堕落时,地也因此一起受咒诅,直到主在荣耀中再临,所有受造物都蒙救赎(罗8:20-22)。

 

同样的主题在先知信息中一再地回响,先知们一次又一次地斥责他们在国家、司法及社会上(包括以色列和四围的列邦)所看到的强暴和邪恶,并呼吁人们从这些罪中悔改——这些罪正表明这个共同体向着神的心不正直。当百姓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时,神基于爱而接二连三地降灾,为迫使他们归向自己。然而,许多时候百姓并没有悔改。注意,阿摩司书4:6-12重复的叠句出现了五次之多:“你们仍不归向我。”

 

利未记26章和申命记28章中的纲领性陈述,对解释先知书很有用。这两章都清楚地说明了两种可能前景:增加祝福,或者增加审判。

 

旧约结尾也有同样的陈述。哈该书1章呼吁公元前520年的一代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思考庄稼收成和粮食供应的短缺、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意义,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强调悔改是经历神恩典的条件,那么先知书的信息在现代就会有巨大的吸引力。只有这种悔改的呼吁得到重视,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强暴欺压弱势群体、不公不义等社会弊病才能得到解决。唯有如此,人无论地位高低,才能都经历神的恩典,就是神赐给蒙召之人的恩典。

 

现在,读者应该很清楚,要找到并向现代听众讲解先知书的中心信息,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我们在本书建议的方法;换句话说,传讲先知书最好的方式是,仔细研究先知书中各大段中的段落或章节之间的“句法—神学结构”(Syntactical-Theological Constructions)来进行的。

 

[1]Edmond Jacob, “The Biblical Prophets : Revolutio- naries or Conservatives ?”译者James H. Farley, Interpretation in Contemporary Theology, 5, Interpretation 19 (1965)47-55

[2] G. Gerald Harrop, Elijah Speaks Today:The Long Road into Naboth’s Vineyard (Nashville: Abingdon, 1975) 73页。

[3]同上,59-86页(第四章)。

[4]同上,64-65页。

[5]针对这类颠倒传讲与行动次序所作的精辟指正(20世纪60年代),见James Daane, Preaching with Confidence: A Theological Essay on the Poewer of Pulpit, 第二版(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4-6页。

[6] Herrop, Elijah Speaks Today67-68页。

[7]同上,71-73页。

[8]该词取自 James A. Sanders, Torah and Can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2)XVI页。

[9] Harrop, Elijah Speaks Today, 145-148;另见87-129页。

[10]同上,148页。

[11]当然,亚伯拉罕、大卫所得的应许和新天新地的应许都是无条件的。见Walter C. Kaiser, Jr.,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 an, 1978), 231-234页;另见93-94111130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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