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1世纪的圣经辅导
大卫‧鲍力生（David Powlison）
过去二十五年当中，发生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重新发现了圣经辅导。如果我们重新发现什么东西，那意味着它曾经遗失过。圣经辅导是如何在教会中遗失的呢？想要一探究竟，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历史。
依照个案需求来提供教牧关怀，在讲英语的信徒当中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许多新教伟大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作者总能敏锐地将圣经与各式各样的“个案”联系起来，典型的例子包括：托马斯‧布鲁克斯（Thomas Brooks）所写的《抵挡撒但诡计的秘诀》（Precious Remedies Against Satan's Devices），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基督徒指引》（A Christian Directory），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宗教情感》（A Treatise Concerning Religious Affections）等。上述每一位作家，对于上帝所关注的事都持以热情，并且对于教义的真确、道德公义、自律而敬虔的生活以及基督化的服侍都抱以坚定的信念。不仅如此，他们更满怀着大牧者充满智慧的爱——在深刻了解人们需要的同时，还能感知渐进成圣（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的道路。1
上述著作中，爱德华兹的著述已有将近两百五十年的历史，而其他著作更在三百年前便已完成。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了圣经辅导。杰‧亚当斯以伊卡博德‧斯宾塞（Ichabod Spencer）为例，说明“在基督教事工盲从于精神治疗之前，一位长老会的牧者如何提供咨询辅导。斯宾塞在他所写的《牧者的素描本：个案研究》（A Pastor's Sketches）当中描述了人们各式各样的问题，并讨论他如何面对及处理”2。史宾塞的著述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圣经辅导的智慧之泉仅剩几股细流，最终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枯竭。
19、20世纪的美国基督徒，基本上已失去了过去对真理与技巧的应用，也就是说，虽然保守的教会在名义上仍持守着正统的教义、圣经道德的纯正、灵性的纪律以及使命的呼召，但失去了足以医治灵魂的实用智慧。教会失落了教牧技巧的关键元素，即一种能够洞察人的处境、人如何改变以及如何帮助人改变的智慧。一位牧者所具备的技巧，是一种应用的艺术与科学，一种带着丰富知识与敏锐判断的爱。然而这种在“个案”上应用真理的能力已经退化。事实上，到了20世纪初，自由派神学（liberal theology）与世俗心理学在辅导领域大行其道3，先前残存的智慧遗迹只有在保守的基督徒身上隐约可见4。
世俗心理学占据了辅导的领域，宣称拥有辅导专长与透测人性的本领。保守的基督徒也许保留了一些爱德华兹的正统神学（formal theology），但是承续爱德华兹，对于人进行仔细观察与思考的人，却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5基督徒只保守了圣经，而心理学家则攫获了人心──这对任何一方需要帮助的人来说，都不是件好事！这个日益增长的教牧关怀优势，并非在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牧者当中，而是在世俗，或是在自由派（secular or liberal gospel）牧者身上。他们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其他尚在萌芽阶段的心理治疗法，来牧养一群没有牧者的人。心理卫生运动（the mental hygiene movement）、哈利·爱默森·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的教导、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关于自我治疗的福音，都是20世纪前叶典型的例子。
心理学家不仅夺取了辅导领域，更在其中贯彻了他们的理念。社会学家菲力普·里夫（Philip Rieff）给自己描述20世纪美国的著作起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标题——《治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在此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拥抱信仰的人，生来为获得拯救；现在，拥抱心理学的人，生来为接受取悦……如果治疗得胜，那么心理治疗师必然成为世俗的精神导师。”6里夫带着怀旧之情悼念基督教文化之死，但他只是顺应时势的现代人，而非召唤人们归向永活上帝的先知。7圣经辅导的目标、真理、方法，甚至是实行的可能性，都在心理学革命当中遗落。事实上，圣经辅导不仅消失无踪，甚至还变得令人不可思议。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人重新发现圣经辅导之时，它在三个已经心理学化的社群当中，以外来者的姿态出现。当时所谓的辅导或心理治疗的文化背景就像是三个同心圆——一个基本共识上存在的各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涵盖最广、起主导作用的大圆代表世俗心理学，在此圆当中，理论创建者、大学及研究所的课程、资格认证、心理保健的制度与期刊书籍，决定了研究的基本方向。中间的圆则包含自由派教牧神学（liberal pastoral theology），它定义了当时教牧辅导的领域，甚至是在保守的神学院中也是如此。最小的圆涵盖了身为心理学家或治疗师的基督徒。
上述的大圆主导着发生在另外两个小圆中的学术议题及治疗方法。就这样，基督教辅导者加入由心理学家、社工人员、咨询师及精神科护士所组成的大军团，成为灵魂医治行业中“征召”入伍的一员。军团中担任“指挥官”的，是精神科医师与人格理论专家，他们为一切心理保健活动提供知识内容及哲学思考基础。任何人想要讨论辅导的议题、阅读辅导的书籍、加入咨询师协会、接受咨询辅导训练，或是从事辅导，都逃不出这个大圆圈。圣经辅导就是这样以外地人的身份，出现在这片陌生的领土。
世俗心理学主导着咨询辅导活动，决定了关于人及其问题的一切论述。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以及医学在当时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权力、学术声望及自我肯定。正因如此，世俗关于如何了解及帮助人的观点，包围并渗透20世纪所有的辅导活动——各式各样的心理治疗法（世俗的教牧工作），淹没了圣经对灵魂的医治；各式各样的心理学理论（世俗的理论），代替了圣经对人性的解释；各式各样的治疗机构（世俗的教会团体），取代教会成为帮助人解决问题的地方。
那些观察最为敏锐的心理学家承认并坦言他们真正能做到的是什么。就连弗洛伊德，也否认精神分析师可以被清楚定义为医疗工作者。他曾声明，精神分析师是“世俗的教牧工作者”，而不是医生。举例来说，弗洛伊德知名的学生艾瑞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所接受的是人文领域的训练！卡尔‧荣格（Carl Jung）与弗洛伊德有着类似的看法：“病人迫使心理治疗者担任起牧师的角色，期望并要求治疗者将他们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这正是为什么身为心理治疗者的我们，必须去探讨那些严格说来属于神学领域的问题。”9斯金纳（B. F. Skinner）在他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中刻意提出了取代基督教信仰中的真理、技巧与组织的替代品。事实上，在斯金纳建构的乐园当中，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就扮演着牧师的角色。10世俗心理学这个大圆建立在一个世俗的宇宙观之上。扮演领导者的心理学家与精神科医师，是那些期望帮助世俗人们的属世之人。他们之所以提供了一个替代性宗教，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宗教。11
令人惋惜的是，自由派教会在一开始便加入了这个心理治疗革命，因而衍生出第二个圆——自由教牧神学（liberal pastoral theology）。这些教会的领导者摒弃了圣经真理与权威，而转向社会科学寻求权威及指引。福斯迪克提倡的神学自由主义（theological liberalism）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基要主义与现代主义（fundamentalist-modernist splits）的分裂。这与他同时也是心理卫生运动领导者之一的事实，并非偶然并存。福斯迪克在他的讲坛上大肆宣扬新兴的心理治疗性基督信仰，他对心理学的宣扬与信奉，其实与他对基督教基本信仰的怀疑是一体两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教牧辅导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世俗心理学家对自由派神学的整合，其代表人物是卡尔‧罗杰斯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大体说来，当时保守的基督徒干脆不涉及辅导这个主题，既不谈论也没有相关著述12，而到了真正开始思考并从事辅导工作的时候，他们便撷取主导性的世俗心理学与自由神学理论作为典范。这些辅导的概念与做法的理论前提，既未受圣经真理的分析考验，也未遵循圣经的教导。没有人试图从根基建立起一个关于圣经辅导的应用神学。大圆中的世俗心理学与心理治疗一直在辅导相关论述中扮演主导的角色。在此同时，属于第二个圆的自由神学，也不断影响着福音派的辅导概念与做法。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心理学研究所（成立于1965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显示世俗心理学与自由派的强势典范如何牵制了信奉圣经的辅导者。13
重新发现圣经辅导
圣洁的人在活出上帝的话语上总是充满智慧并富有经验，他们无时无刻不将上帝的话应用在生活中的大小问题上。从这个观点来看，每当有智慧的基督徒试图鼓励或劝诫彼此时，他们所做的就是圣经辅导。虽然未经系统化的真理不易保存，但感谢神，这些智慧仍持续地影响着人。上帝总是赐给有智慧的牧者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得以用爱心与耐心对待他所牧养的人，并在圣经中找到适当的话语来“安慰伤心的人，并使自满的人扎心”。尽管20世纪课堂上所教授的、书本中所记载的系统性辅导理论皆非本于圣经，圣经辅导仍然重新被找寻回来。从人的眼光来看，圣经辅导的失而复得主要归功于一个人成熟的生命与努力——杰‧亚当斯（Jay E. Adams）。他以一种不同于当时理念的方式来看待、讨论并从事辅导。
杰‧亚当斯1929年生于巴尔的摩，是一位警官与秘书的独子。他在中学时期归入基督，并于1952年分别在费城改革圣公会神学院（Reformed Episcopal Seminary, Philadelphia）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获得神学学士与古典希腊文学学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亚当斯担任“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的地区负责人，1952年就任牧师，并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间牧养了数间长老教会。1958年，他在费城的天普大学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69年，在密苏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获得演说博士（Ph. D. in speech）。他所受的教育围绕着圣经、神学、希腊文以及讲道等主题。但身为一位牧者，人们的生活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在那些年日里，亚当斯始终为无法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而感到苦恼。他总是说：‘心理学和自由派神学一样糟糕。它在理论上不正确，在应用上也行不通。但是话说回来，你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人？’”14
亚当斯努力不懈地改进他的辅导技巧。他孜孜不倦地研读当时在三个社群中所流传的辅导丛书，其中包括当代心理学领导者的著作、教牧辅导的通用书籍（这些书籍融入了卡尔‧罗杰斯与自由派或称新正统神学的理论）、克莱德‧纳拉莫尔（Clyde Narramore）及其他开始采用弗洛伊德或是持折中观点的基督徒所写的书。在天普大学就读时，亚当斯曾选修两门关于辅导的课，授课者是一位倾向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科医师。15在训练当中，他感到失望与挫败，着实觉得这训练充满了理论上的臆测，既不实用又与圣经真理背道而驰。训练中所提出的观点不仅让人无法理解人性、无法帮助人，还明显地与圣经不符。亚当斯找不到另一套系统的方式，只能在教牧辅导中遇到的各种情境里摸索，尽其所能地提供很有限的帮助。当时由心理卫生机构定期为牧者举办的研习会，都反复地强调一件事，就是牧者本身在辅导上不应试图做太多，而应该转给世俗的心理卫生专家来处理。牧者们所接受的主要讯息就是：“让专家来处理问题，你只要提供一个接纳包容的环境就行。心理受困的人，不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而是道德中立却遭受良心控诉之苦的受害者。他需要专业的帮助。因此牧者除了将其介绍给专家外，不应再做什么了。”16这种宣传，对于成千上万保守派的牧者而言，不啻是种威吓。
1963年，亚当斯受邀前往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讲授实用神学。他的教学内容以讲道为主，同时也包括一门涵盖教牧辅导的教牧神学课程。这门课给了他关键性的挑战。他该教些什么呢？当时亚当斯恰巧听了心理学家奥维尔‧莫瑞尔（O. Hobart Mowrer）的一场演讲。莫瑞尔的演说、著作《精神医学及宗教的危机》（The Crisis in Psychiatry and Religion）及其所教授的一门六周密集课程，给了亚当斯很大的启发。莫瑞尔“为我清除了这个领域的残砖破瓦。他击倒了弗洛伊德这个当时最强势的理论，并摇动了人们对心理卫生专业的信心。他采用的实证系统完全不符合圣经，但他给了我向前迈进的信心”17。莫瑞尔挣脱了世俗信念的枷锁，这释放了亚当斯，使他得以挑战主导的心理学正统学说，并信靠自己本于圣经的辨识能力。此后，亚当斯开始针对良心、内疚感、人类学、更新改变等主题密集研读圣经。他形容接下来的两年是“夜以继日地从事辅导并进行研究，研究人、研究辅导丛书、研究圣经”18。
亚当斯的圣经辅导理论雏形，在他教授教牧神学课程时期成形。一开始，它仅是一个“罪是问题所在，而圣经提供了答案”的概念延伸，再佐以一些个案研究。他所讨论的议题来自于辅导过程以及研经时所发现的问题。但到了1967年，亚当斯对辅导的想法已然形成一套系统，并将教牧神学课程中关于辅导的部分扩充为独立的一门课。1970年，当他出版第一本书时，他个人对圣经辅导的重新发现，为整个基督教会再探圣经辅导拉开了帷幕。
亚当斯大量著书以建立并发展系统性的圣经辅导。他将其中四本书视为基本教科书。他的第一本书《成功的辅导》（Competent to Counsel）震惊了当时的保守派基督徒世界。此书兼具辩论性与实证性。它以辩论攻击异教心理学及精神治疗在辅导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以实证方法建立“当面劝诫”（nouthetic confrontation）的理想典范。19亚当斯认为圣经辅导的方式，是一种彻底仰赖圣灵运行，从而将上帝话语应用在人生活中的方式。上帝话语中的应许给予人鼓励，赐人力量，其中的诫命使人悔悟并提供指引，而圣经中的诸多故事则是鲜活的实例。圣经要求辅导者坦诚、慈爱、谦卑地面对自己的过犯，并不断地更新变化。他们是圣灵的仆人，而非独立自主的专家。根据亚当斯简洁的定义，劝诫式辅导（nouthetic counseling）是以上帝的心为心来当面劝告（confrontation）一个人，为要在他身上促成上帝所希望的改变，其中可能包括态度、信仰、行为、动机及决定等的改变。
亚当斯的第二本书《胜任辅导》（The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对于圣经辅导原理进行些微调整，并提供各种辅导方法，其中包括如何了解并解决特定问题的讨论。第三本书《辅导教材》（Lectures on Counseling）收录一些探讨基要问题的文章。第四本书《不只是救赎》（More Than Redemption）（再版书名为《基督教辅导神学》〔A Theology of Christian Counseling〕），则扩充了圣经辅导系统的基础。
透过众多的著述，亚当斯挑战圣经辅导者，不要局限于僵硬的思考与机械性的技巧。他坚持辅导者既要考虑根源问题的共通性，也要考虑辅导与生活情境中个体的差异性。
对于罪人内心世界与外在处境、问题的洞察力，以及对圣经话语的正确理解与应用，是辅导工作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样，创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创意能让人在共通处找出独特性，在每一种情境中整合寻常与不寻常的因素。若缺乏创意，人将被硬生生套上不合身的模型，而事实上，真理必须适合并能够应用（但非迁就）在各人身上。21
亚当斯不仅在圣经辅导方面著述良多，还积极参与推行实践。我们之前曾提到，亚当斯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圣经辅导初级课程。虽然他于1976年离开神学院，致力于研究与写作，但他的同事约翰‧贝特勒（John Bettler）继续负责此课程。1980年，学院开办辅导事工住校博士班，开设了十几门圣经辅导课程。后来，住校课程（residential program）被模块课程（modular program）取代，多数圣经辅导课程都成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一般课程中的选修科目。1984年，学院设立以辅导为主修的文学暨道学硕士。22
亚当斯对牧者的关心超过了有朝一日将成为牧者的神学生。他感到牧者需要一个辅导的场所，好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再将学习成果带回其会众与社区当中。因此，亚当斯与几位同事于1967年着手计划设立一个辅导中心，不仅提供辅导，更给予牧者观察、学习与训练的机会。这个计划在1968年具体成形。亚当斯与约翰‧贝特勒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特波罗市创立了基督教辅导教育基金会（The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CEF），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辅导，对想要提供辅导的人进行培训。在第一门课程中，受训者全天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各种辅导情境，并在晚餐时进行讨论。1974年，约翰‧贝特勒成为此基金会之会长及第一位全职人员。随着基金会的发展，辅导中心相继在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其他城市设立分部。基督教辅导教育基金会目前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及圣经神学院（Bib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开设课程。23
随着圣经劝诫式辅导（Biblical-nouthetic counseling）的拥护者不断增多，对于一个专业辅导协会的需要日益明显。辅导者人数的增长，带来一连串有待探讨的议题，包括：圣经辅导者的资格凭证、委身于圣经与辅导伦理的责任标准、圣经辅导者之间的互动与团契、在职培训以及法律上的保护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及满足其他需要，亚当斯与一些人在1976年建立了“国家劝诫式辅导员公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outhetic Counselors, NANC，现更名为“辅导者协会”〔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Biblical Counselors, ACBC〕）。如今，此公会发行季刊《圣经辅导员》（The Biblical Counselor），并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研讨会。24
亚当斯还希望设立一个论坛，给人们一个分享观点与讨论的平台，也给一些作者小试牛刀的机会。他于1977年创办了《教牧工作期刊》（The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并透过基督教辅导教育基金会发行。在随后15年中，亚当斯担任《教牧工作期刊》编辑，致力发展此期刊，使之不仅符合学术标准，还具备高度实用性，以满足教牧事工服侍者的需要。25这份期刊至少在三方面体现了一个独特的异象：首先，辅导并非隔绝于其他教牧事工（讲道、基督教教育、使命、敬拜与传福音）之外，将其纳入全面的教牧异象中，便驳斥了那些认为辅导独立于其他上帝话语事工之外的观点。再者，其中关于辅导的文章（这些文章总是占有期刊的绝大篇幅）皆采取圣经的观点。最后，此期刊以实用为目标。它致力于探讨辅导中的问题并影响辅导事工，而非仅止于神学或理论的研究。1992年期刊改名为《圣经辅导期刊》（The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这份期刊持续关切牧者的需要，同时将帮助的对象扩及经过训练而想要从事圣经辅导的平信徒。26
亚当斯及其著述与创办之机构，在美国本土及其他国家促成了圣经辅导事工与培训中心的快速发展。举例来说，亚当斯于1973年在华盛顿举办的演说，促成了一个持续发展的事工的诞生。此事工领导者约翰‧伯杰（John Broger），是一位活跃于五角大楼内事工的基督教平信徒，他深切地认为门徒训练应探讨并解决人们生活中需要进行辅导的问题。他采用亚当斯的辅导材料，于1974年设立了“圣经辅导基金会”（The Biblical Counseling Foundation, BCF）。此基金会以深受圣经辅导影响的门徒训练法来训练平信徒及牧者，这个事工仍在持续发展当中。27
各地教会亦纷纷设立各种圣经辅导事工，包括以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由牧者或平信徒带领，针对会众或社区的需要来进行圣经辅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印第安纳州拉法叶（Lafayette）的“信德浸信会”（Faith Baptist Church）。这间教会成立了一个充满生命的辅导中心，并且将教会生活建立在“渐进成圣”与相互辅导的理念之上，而这理念正是圣经辅导的核心。1977年，“信德浸信会辅导事工”（Faith Baptist Counseling Ministries, FBCM）由威廉‧古德牧师（Rev. Bill Goode）与鲍伯‧史密斯博士（Dr. Bob Smith）共同创立。目前，它已担负起为整个中西部提供辅导培训的责任。由兰迪·帕顿（Randy Patton）担任执行官的“国家劝诫式辅导员公会”就设在“信德浸信会辅导事工”的办公地点。近几年来“信德浸信会”多次主办“国家劝诫式辅导员公会”的全国研讨会。28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马斯特神学院（The Master's Seminary）亦建立了以圣经辅导为基础的课程。80年代后期，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及其同事开始密切关注圣经辅导与世俗心理学之相关议题。他们重新设计大学部及神学院的课程架构，以反映出对圣经的委身，决意以圣经真理解释人的需要并提供帮助。亚当斯两位长期共事的伙伴——“信德浸信会辅导事工”的鲍伯‧史密斯与基督教辅导教育基金会的韦恩‧麦克（Wayne A. Mack），对于设立这样的课程给予了相当大的帮助。29
圣经辅导在各种咨询协谈中脱颖而出，同时也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中散播开来。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信徒遵循圣经原则，有智慧地提供辅导，就是在进行圣经辅导，无论人们是否这样称呼。不过，设立明确的目标，并招聚志同道合者一齐共同努力，将对它的发展相当有利。因此，在德国、瑞士、英国及南非，皆有新兴的协会或是辅导训练中心成立，以推动圣经辅导运动。
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
探究圣经辅导失而复得的过程，使我们得以思考将来所需面临的挑战。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各种事工运动的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有些事工兴旺；有些则无疾而终；有些事工一开始成长，而后渐渐衰败；有些则是在经历一段兴盛时期后停滞下来；有些事工因推动者立场不够坚定而终至妥协；另有恰好相反者，走上偏狭排他、自以为是的极端；还有些在一阵惨淡经营之后获得复兴，但也有脱离正轨、误入歧途之例。面对未来的挑战，圣经辅导如何能够在智慧与规模上继续成长？无疑，圣经辅导运动将要面临三个基本任务：定义、教导和宣扬。
定义
人们将如何定义圣经辅导？我们需要一个清楚描述及界定圣经辅导信仰与实践理念的信条。何种承诺与实践为圣经辅导者所具备，何种承诺与实践又是其他辅导者具备的？为何我们需要在往后十年内建立圣经辅导的信条？清楚明确地定义圣经辅导，其重要性有三：
第一，圣经辅导运动在前二十五年发展中，杰‧亚当斯透过个人影响力及其人际网络，为圣经辅导的定义提供了一个概括性的方针。但随着此运动迅速的发展，新生代支持者可能并不认识亚当斯本人，因此，对于大家所共同相信的圣经辅导异象与信念，必须更准确地加以定义。建立并坚固其信条，是教会每一个健康的改革运动必经的过程。
第二，基督教心理治疗师在其推行的融合运动（The Integration Movement）中，对“圣经”一词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并要求在其理念架构之下作神学上的修改。我们固然十分支持融合运动者更多地汲取并实践圣经教导，但融合运动者大量谈论圣经、谈论上帝、谈论耶稣，是否就代表其观点的实质性转变，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融合运动者与圣经辅导者使用词汇的高度相似性，可能让许多人将这二者混淆。清楚地界定委身于圣经的核心，将有助于排除那些冠以圣经名号，却远远偏离圣经上关于人、改变与服侍教导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圣经辅导运动聚集了各种背景的基督教团体。我们从未属于某个单一化的群体，而是包含各宗派信奉圣经的人，包括改革宗、基要派及福音派等。圣经辅导运动的创建者与推行者们，对于许多特定的辅导议题以及更为广泛的神学议题，抱持不同的见解。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凝聚在一起，是因为大家认为这些差异实属应用上的差异，或强调重点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分歧。随着圣经辅导运动的扩展，建立大家一致认可基本信条，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定义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什么范围之内我们能容纳不同的意见？”清楚地定义，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让大家针对不同的意见相互切磋。这些不同的意见往往属于细节上的问题。
我们共同的承诺是什么？圣经辅导的根本是什么？每一个勤读圣经以及阅读亚当斯对圣经的系统化整理著述的人，可能都会总结出各自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里主要看一下亚当斯重新发现、讨论并且申辩的七个核心要素。
1. 上帝是圣经辅导的中心。上帝是掌权的、主动的，他对人说话、充满怜悯、给人训诫、大有能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辅导活动的核心焦点，也是奇妙策士的最佳典范。上帝的话语以及圣灵的工作，是一切重要而持续生命改变的基础。上帝的话语即是关于辅导，它帮助我们了解人的处境，并提供服侍的方法。就辅导而言，圣经具有权威性、切身性及充分性。对于每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议题，以及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上帝已经赐下他真理的话语。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辅导的目标是什么、人如何能够改变、辅导者的角色以及辅导的方法是什么等。基督徒唯一的辅导智慧和权威的来源，就是圣灵借着圣经所说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智慧是辅导活动唯一有价值的目标。
2. 对上帝的委身，将影响知识论观点。首先，我们必须将一切其他知识摆在圣经权威之下。科学、文学、个人经验等也许能提供帮助，但并非辅导的基本要素。其次，人类生活当中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咨询辅导。《创世记》第3章、《诗篇》第1篇及《耶利米书》第23章里告诉我们这类例子。从上帝创造伊甸园以来，与上帝旨意相冲突的咨询见解便已存在，它们挑战上帝的话语，将其论点建立在圣经以外的基础上，并且带着不同的目的。特别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世俗心理学已侵入圣经真理与实践的领土。世俗的理论及治疗法取代了圣经的智慧，并且蒙骗了教会内外的人。我们必须揭发并反对这些篡夺权威的人。
3.罪的各方面问题（例如动机与行为、我们自己的过犯与别人对我们所犯的罪、个人罪的后果与亚当原罪的影响）是辅导者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罪包括错误的行为、扭曲的想法、随心所欲的意念以及不当的态度。罪的问题具有习惯性与蒙蔽性，辅导工作的一大困难，在于使人意识到罪的存在并突破它的控制。人生活中需要辅导的问题，并非未满足的心理需求、魔鬼附身、不良的社会关系、性格问题、基因遗传，或是任何其他将人视为不需负责的个体的论点。基督徒的生命问题是残存的罪，而未信者的问题则是罪在生命中掌权。罪，是问题所在！
4. 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予我们答案。人类最大的需要，是罪得赦免，并且获得能力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基督解决罪的问题，这包括罪的行为、罪的权势、罪的蒙蔽，以及罪所带来的悲惨处境。基督已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他借着圣灵掌管人心，而将来他必回来完成救赎，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与痛苦。这样的核心真理必须深植于辅导过程当中。
5. 辅导必须以渐进成圣为帮助人改变的目标。在诸多使人改变的方法当中，圣经辅导的目标是使人在每天生活的困难与挑战当中转变成为基督的样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生不断的努力。这个渐进成圣的观点有许多含义，例如，改变的过程绝非实际意义上的医治，而是持续地实践悔改、本于圣经的心意更新以及依靠圣灵的力量顺服。
6. 人在各种处境上遇到的困难并非偶然。这些困难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在这些困难当中，人心得以显露，而人的信心与顺服得就是在灵性与肉体的争战当中被炼净。影响一个人生活处境的各个层面并非导致罪的原因，遗传、体质、性格、文化、压迫与邪恶、失丧亲人、残障、老迈、撒旦、疾病等都是辅导当中的重要问题，但并非罪的成因。
7. 辅导活动在本质上属于教牧工作，因而必须以教会为基础。辅导必须在上帝所指派的牧者权威之下。辅导在结构与内容上与其他教牧工作息息相关，例如，教导、讲道、祷告、教会督责、运用恩赐、执行使命及崇拜等。辅导是有关上帝话语的个人事工，是为服侍对象量身订做的。讲道与辅导的差异并非概念上的不同，而是方法上的不同，即以不同的方式运用相同的真理。
以上七项承诺统一了圣经辅导运动。它们提供一个框架，使得人们在圣经诠释、神学观点、辅导环境及性格特点等一些次要差异上不起纷争。然而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以清楚的圣经思考与坚定的委身来面对，其中包括：人的过去及感受所扮演的角色、圣经对人动机的看法、圣经真理与世俗心理学的关系、苦难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将各方面圣经真理以各种事工方式应用于不同的问题之上等。圣经辅导者能够划出正确的界线吗？所划定的界线范围是否过于狭隘而造成党派分立，或者是否过于宽松而导致妥协或走偏了方向？只有在适切的信条界线划定之下，其启发教导与传福音的努力，才得以有效地施展开来。
教导
圣经辅导者将如何开发更好的技巧来医治灵魂呢？我们如何能成为更有智慧的实践者、思考者、护教者以及基督徒呢？要教导圣经辅导者，我们必须在全备的圣经诠释与个案实证上求取进步。为此，我们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作清楚详尽的思考。杰‧亚当斯的著述中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他反复地申述，他的论述只是一个起头，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
我们重新找回了圣经辅导。但更准确地说，也许是我们重新找回了圣经辅导的概念与呼召。借此，我们在医治灵魂方面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与感悟。例如，对于辅导法的关注（如询问技巧、建立关系、设定目标、诚实坦言、课外作业等方式），给圣经辅导带来了长足的发展，而如何为接受辅导者个人及其生活情境量身设计一套辅导，借以将一般圣经真理转化为特定生命的内外更新，更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圣经辅导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是否能持续30，还是我们将停滞不前，使昨日的突破成为明日公式化的陈腔滥调与技巧呢？
宣扬
圣经辅导者将如何散播圣经辅导的主张？圣经辅导概念的传播对象包括三个不同的群体：信奉基督的教会群体，这包括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教会；在美国国内外的融合派社群（Integrationist community）；世俗心理学文化当中的成员。许多人不知道圣经辅导的存在，而其他人则以讽刺的态度，将之视为与圣经真理及辅导智慧毫不相干的事。对于上述三个群体，圣经辅导需要有敏锐而热情的人，来从事宣扬与护卫的工作。我们拥有人们所需要的答案，这些答案比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更好。圣经辅导者必须以完善的思考、具体的祷告以及积极的讨论，致力于创新活泼的宣扬与护卫工作，以帮助人们找到这些答案。
【注释】
1．若查阅关于此传统的介绍，见本书第二章及Timothy Keller, “Puritan Resources for Biblical Counseling,” The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 9, no. 3（1988）: 11-44。
2．Jay L. Adams, The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Phillipsburg, N. 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3）, 130（中译：亚当斯著，周文章、薛丰旻、郑超睿译，《胜任辅导》，台北：华神出版社，2004）。伊卡博德‧斯宾塞（Ichabod Spencer）所写的《牧者的素描本──个案研究》（A Pastor's Sketches）第一册及第二册分别于1850年及1853年出版。“素描”是斯宾塞用来代表个案研究的词。欲从历史观点对斯宾塞做更详尽的认识，请参考E. Brooks Holifield, A History of Pastoral Care in America 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Nashville: Abingdon, 1983），第四章。
3．关于此教牧职责被心理健康从业人员所取代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在Andrew Abbott,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一书找到发人深省的分析。请阅读第十章“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rsonal Problems Jurisdiction”（280-314页），特别是294-314页。作者谈到19世纪末的牧者在帮助人们解决个人问题上如何处于优势。“然而教牧式的分析当时还停留在初期发展阶段。在个人问题的解决逐渐成为一种专业之际，并没有人真正严肃地从神学观点将这些问题概念化。神职人员无法为其助人解决问题的种种事工提供任何学术基础，最终导致这些事工的消失”（286页）。于是，新兴的心理健康行业接管了这个领域。作者接着谈到稍后出现的“教牧辅导追随世俗心理学之风”以及“神职人员有意地摒弃传统事工”等现象。（310、313页）。
4．举例来说，请比较托雷（R. A. Torrey）写于世纪之交的一本书 Personal Work: A Book of Effective Methods（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n.d.），以及本文所引用的早前著述。虽然托雷的著作有些弥补的作用，但它对于人、圣经、教牧事工以及改变过程的阐述与了解，却是十分匮乏。
5．乔纳森‧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三联出版社，2013）当中所使用的方法（与主题）被威廉‧詹姆士接收于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n.p., 1902）一书，而此书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著述之一。
6．Philip Rieff, 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 Uses of Faith After Freu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4f.
7．身为社会学家同时也是护教者的葛尼斯（Os Guinness）将里夫（Rieff）的洞见转为一种在许多层面上叫人悔改的呼召。见 No God But God, ed. Os Guinness and John Seel（Chicago: Moody Press, 1992）一书中的“America's Last Men and Their Magnificent Talking Cure”， 111-132页。
8．“‘世俗的教牧工作者’一词亦可作为一种概括用语，来形容身为精神分析师的医生以及非专业人士在与大众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Sigmund Freud,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Postscript,” The Freud Reader, ed. Peter Gay（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682f。
9．Carl Jung,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3）, 241.此书最后两章“The Modern Spiritual Problem”与“Psychotherapists or Clergy”的论点强而有力。荣格将“神经官能症”视为精神层面的危机，而非医学上的问题。心理治疗企图赋予生命意义。荣格谈到治疗师该怎么做，当他们发现病人的问题衍生于“没有爱，只有性；没有信心，因为害怕在黑暗中摸索；没有希望，因为这个世界与生命已使他幻灭；没有了解，因为他无法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225页及以下），他力劝心理治疗师肩负起帮助世俗人们获得爱、信心、希望与了解的使命。
10．B. F. Skinner, Walden Two（New York: MacMillan, 1948）, 199（中译：斯金纳著，苏元良译，《桃源二村》，台北：张老师，1992）。
11．Charles Rosenberg关于精神医学史的创新论述“The Crisis in Psychiatirc Legitimacy”应受到更广泛的阅读（此篇文章刊登于 American Psychiat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 George Kriegman et al.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135-148; reprinted in Charles Rosenberg,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Rosenberg首先写到，精神医学扮演着人们所赋予极度重要的社会角色——处理人类灵魂的各种问题。然而，精神医学在知识与治疗效果上却并没有什么建树。其次，精神医学的正当性在于其医学基础，然而它却无法真正以医学专业的方式提供对病情的解释与改善。再者，精神医学中最易被清楚划分为医疗活动的——照顾医院里具有慢性器质性症状的病人，却属于较不受重视的精神医学，而享有崇高地位的精神医学，是那些哲学性、教牧性与类神学性最为浓厚的领域。“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医学著作，都包括了对人类处境的广泛论述”（142页）。Rosenberg几乎是在无可选择之下接受了精神医学的正当性。大体而言，并没有另一种提供人生意义的思想架构供人选择，因为旧有的信仰价值“对多数美国人而言，似乎不再具有影响力了”（147页）。不过对于仍旧信服于传统信仰价值、相信基督的天父上帝的人而言，这种有别于精神医学的选择，是更加令人喜悦的。
12．见 Holifield, A History of Pastoral Care: from Salvation to Self Realization，正如其副标题所透露，此书本质上在描述心理学化的自由派如何取代了正统教义。Holfield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陈述。例如他说“当哈利·爱默森·福斯迪克将讲道形容为大规模的辅导时，他却忘了新教（Protestant）最好的讲道，是诠释这本不能被降格为心理学的古老圣经”（356页）。
13．我在别处以较大的篇幅描写了现代心理学与保守基督教教义的关系。见 David Powlison, “Integration or Inundation? ,” Power Religion, ed. Michael Horton（Chicago: Moody, 1992）, 191-218。
14．Betty Jane Adams于1990年12月4日接受作者访问时提及。
15．杰‧亚当斯在The Power of Error（Phillipsburg, N. 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8）一书中写到这段经历。
16．杰·亚当斯于60年代中期，聆听新泽西州马波洛州立医院（Marlboro State Hospital）驻院牧师的一次演讲时所记下的笔记。
17．杰·亚当斯于1990年12月4日接受作者访问时提及。
18．同上。
19．此用词源于希腊文nὂuthέtέὂ，其字面含义为“使之铭记在心”，意指责备、劝诫或是强调性的个人教导。这一词含有将特定真理带进个人生活细节的意思。它与强烈的爱相联结，例如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中保罗“不住地流泪劝诫”，《哥林多前书》4章14节中他说“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它总结了言语上的教导劝化，这包括彼此的劝诫，例如“也能彼此劝戒”（罗15:14），以及来自教牧权威的教导（帖前5:12）。它也总结了父母对儿女言语上的养育教导，例如“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弗6:4）。在《歌罗西书》3章16节，nὂuthέtέὂ与教导及敬拜结合，再次强调真道的意义在于个人对上帝真理的应用，表现于谦卑、温柔以及对上帝的顺服。有人批评亚当斯，认为它应该选用在新约圣经出现更为频繁的另一个词汇 parakalέὂ，它也总结了言语上的教化（例如，来3:13、10:25）。但正如亚当斯所说，选择哪一个用词并不那么重要，因它们涵盖了相同的意思。这两个词汇都意味着上帝真理在生命中的应用，都传达了爱与关切，都表示了适当的直接与坚定态度。
20．Jay E. Adams, Ready to Restore（Phillipsburg, N. 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81）, 9-12.
21．Jay E. Adams, Insight and Creativity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Antidote to Rigid and Mechanical Approaches（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2）.
22．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 O. Box 27009,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19118.
24．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outhetic Counselors, 5526 State Road 26 East, Lafayette, Indiana 47905.
25．Jay E. Adams,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 I, no. I（1977）: I.
26．The 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1803 East Willow Grove Avenue, Laverock, Pennsylvania 19118.
27．Biblical Counseling Foundation, P. O. Box 925, Rancho Mirage, California 92270.
28．Faith Baptist Counseling Ministry, 5526 State Road 26 East, Lafayette, Indiana 47905.
29．The Master's College, 21726 West Placerita Canyon Road, P. O. Box 221450, Santa Claria, California 91322-1450. The Master's Seminary, 13248 Roscoe Blvd., Sun Valley, California 91353.
30．欲了解正在发展的特定领域，请见 D. Powlison, “Crucia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Biblical Counseling,” 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 9. no. 3（1988）: 5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