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经与应用》第三章：现代的自然主义释经（罗伯逊·麦奎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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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现代的自然主义释经

一个严格的自然主义者不容许圣经中或其他地方存在任何超自然的东西。有些释经者持这种观点，还有一些则不那么偏执，承认圣经中的确有一些超自然元素。那些从自然主义角度解释圣经的人认为，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或彻底排除不为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元素，因为圣经毕竟是由人写成的。自然主义释经法形形色色，在这里我们将主要探讨过去四个世纪中对现代人影响最广的三种：（1）在17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2）在19世纪成为主流的圣经批判学（literary criticism）；（3）在20世纪后半叶影响力日益加强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理性主义

圣经是合乎理性的，因它诉诸人的心思意念。事实上，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的心思意念从属世流行的思想中更新转变（罗12:2）。圣经是理性的，因为它完全真实，且从不自相矛盾。基督徒应该以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方式对待圣经。但是，理性主义释经却意味着一套源于自然主义世界观的释经体系。一个理性主义者以他个人的理性推理作为最终权威。这一观念也表现在理性主义释经者的前设中：凡不能通过当代经验或理性思维验证的，就不是真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是神的话。理性主义者决定一种教导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就是他的自主推理。

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来说，圣经存在着三类问题，这三类问题一直是他们的绊脚石，使他们无法接受圣经的真确性和权威性。首先，圣经中的某些教导被认为在道德上与神不配。大卫求报复仇敌的祷告（咒诅诗）以及剿灭迦南人的命令，就是这类无法接受的元素。理性主义者并不试着将圣经中那些（对他个人来说）较能接受的教导与这些元素调和，而只是简单地断言这些经文不是神的话。近些年来，又有许多其他圣经教导被理性主义者归入了这一类别。圣经中对于离婚、妇女在婚姻中的角色以及顺服掌权者等教导，都因在所谓的道德层面上站不住脚而被弃绝。

另外两个被理性主义者否定的元素，是神迹和圣经中看似与其他经文相矛盾的记载（比如彼此不一致的历史资料）。

宗教改革之后，借助科学的进步，理性主义释经原则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了。突然间，人们在圣经中发现了大量的问题，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比的。对于理性主义释经者来说，任何自然、生物科学理论都比圣经对同一课题的论述更容易接受，更接近现实。这种观点迅速导致了圣经中有关创造的教导与进化论之间的激烈冲突。随着科学的进步，圣经中一些历来被人们接受的解释开始显得与新兴科学理论相冲突，而理性主义者则倾向于相信科学理论。

圣经与自然及生物科学理论的冲突虽然十分强烈，但还是有限的，因为物质世界毕竟不是圣经启示的焦点。但自从行为科学在19世纪诞生以来，圣经中无法被理性主义者接受的教导开始迅速增多。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同样着眼于人，包括人的本质、人际关系，以及什么使一个人完整，如此一来，这两门科学便径直侵入了圣经启示的核心地带。争论的议题迅速覆盖了圣经中的大部分教导。

以上所论述的是那些所谓世俗理性主义者或者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当我们说到以理性主义为前设的释经方法时，主要指的不是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冲突，即那些希望理解圣经的人与那些攻击圣经的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我们所说的是指通过理性主义前设理解圣经的人。这些人依靠理性推理或者“科学方法”来分辨经文的意思以及可能从中找到的神的信息。

理性主义释经者以他自己的理解（或是别人的理解）作为最终权威，以此来衡量圣经中的各种元素。如果圣经中有错误，总得有个人来决定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对于理性主义释经者来说，如何定夺最终取决于人的推理。在这个基础上，理性主义者就无法接受圣经中的神迹，这是因为：其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神迹；其二，也没有办法用科学试验来检验有关神迹报道的真实性。因此，圣经中的神迹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误解，要么是由一段历史或想象出来的事件演变而来的民间神话。

例如，理性主义释经者会说，过红海实际上是过“芦苇海”_{_[1]}，它是一片很浅的沼泽地，逃亡的以色列人能够从上面走过去。同样，但以理的预言并非出自但以理本人，而是其他人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写成的。基督也并没有喂饱五千人，相反，他以那个男孩的慷慨激励众人都拿出自己那一份，慷慨地和他人分享。理性主义释经的前设是：神迹是不可能的。因此，理性主义释经者不是通过历史学家所常用的方法验证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只是简单地将它们当作不可接受的事件予以剔除。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摒弃圣经中被认为是道德上难以接受的教导以及看似与其他历史证据或者当代科学理论冲突的经文。

用理性主义观点解释圣经的最终结果就是，不存在确切的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圣经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权威，人的推理才是判断一句话是否是从神而来的最终权威。

圣经批判学

16世纪新教宗教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改教者对于“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坚持。人们发现，罗马天主教廷所持的某些立场，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些伪造和经过篡改的文献上的。改教者们受此影响，拒绝承认教会传统与圣经享有同等权柄。相应的，新教教徒便开始对探究宗教文献，尤其是圣经的文学特点产生浓厚兴趣。因此，他们需要有严谨的判断以分辨真伪。

“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是一个技术术语，它既不是指像艺术评论家点评一件艺术作品那样对圣经品头论足，也不是指一个带有“批判精神”之人的负面性评论。其实，这个词是指对涉及圣经的数据资料进行技术性的核定，以判断圣经中哪些内容是真实的。圣经批判学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关于圣经文本的，或称为“低等批判学”（lower criticism），研究者力求鉴别圣经原始文本。

很多古代的圣经抄本被部分或完整地保存。这些文献的一致性有所不同。文本批判学是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本来确定原始文本的一项科学。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圣经原始手稿，但因为存在大量古代抄本和各种翻译49本（超过五千册），我们基本能够确定原始文本的内容，而极少数存在问题的经文并不影响重要的神学教义。几乎所有早期圣经文本批判学家都深信，圣经的原文是由神所默示的，因此确定正确无误的文本至关重要，这也是他们工作的动力。文本批判学力求在最大程度上正确地还原圣经的原始文本。

圣经批判学的第二种形式，有时被称为“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即查考文献的历史背景和圣经本身的文学特点。这种分析方法致力于回答有关圣经某卷书的写作时间、作者，某一段经文的体裁或文学类型等问题。

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来自于理性主义的。例如，了解律法与箴言的区别、诗篇与书信的差异，对于正确理解作者的本意是很有帮助的，另外了解每一位圣经作者的神学意图也有其价值。但是，在理性主义者手中，这种历史批判法大都演变成“破坏性高等批判”。这种批判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摧毁人们对于圣经的信心，不再相信圣经是完全可信的，乃至最终不再相信圣经具有权威性。

某些人否认圣经是神亲自默示的话语，但承认其作为一部记录人们宗教诉求的经典，仍存在一些价值，因此历史批判学（historical criticism）成为对这些人十分有用的替代品。他们断言，以色列人对神的寻求同样受制于所有宗教经验都会产生的种种错误和局限，这与任何宗教信仰者的朝圣体验没有什么分别。经过这些评论家的重造，以色列人的历史被挤入周围民族的宗教生活模子，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用周围民族的宗教生活来解释。这种观点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不承认有任何可能，神为了他特别的旨意拣选以色列人并且默示作者准确记录了他们的属灵历程。

运用历史批判学来削弱圣经的可信性和权威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备受争议的JEDP底本说。这个理论声称，“五经”（摩西所写的五卷书）实际上是历经多个世纪，以四个不同作者的作品编辑汇总而成。运用同样方式，还有一些人提出《以赛亚书》是由两、三个“以赛亚”写成的，而且保罗也不可能写出那些冠以他名的教牧书信。这种方法以强调圣经中的错误为出发点，以削弱圣经的权威为最终结果，使圣经符合可接受的个人推理，使“解释圣经”变得轻而易举。这样一来，圣经中那些超自然元素或不符合现代某些偏见的教导就成了不真实的，或者不具有权威性的。

但凡做过前期的研究工作，所有圣经批判者们其实都从相同的证据入手。如果某一证据看似不利于支持圣经的可信性，此时研究者个人所持的前设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那些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学者会寻找一个方法巩固对圣经真确性的信心，这些学者们在解决类似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些认为圣经存在错误的学者则不再进行深入分析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确定圣经的记载有误。因此，一个人对于圣经性质的前设先于且决定他对经文的诠释。

例如，一位持有自然主义前设的释经者可能仅仅因为经文内容与假定的用词和写作风格不符，就质疑圣经的某些书卷是否真由作者写成，例如摩西和保罗的书卷。这种做法削弱了圣经中大部分内容的权威性。然而那些接受圣经关于作者的陈述，则会论证这一说法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某一圣经作者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在阐述不同的问题或援引不同的作者时，会使用不同的写作风格。同样，一位自然主义释经者可能会否认《以赛亚书》的统一性，因为书中某一部分的内容不符合他的前设——任何人都不可能预知未来。在这两个例子中，圣经自有的权威事先就被剥夺。整本圣经的设计就是要挑战人们的前设，而不是受其控制。如果不承认圣经的超自然性，那么我们丢失的就不仅仅是神迹，而是圣经由神所默示且拥有至高权柄这一整体观念。综上所述，破坏性的历史批判学选择仅仅承认圣经是由人手写成这一单方面事实。

不管是文本的、历史的还是文学上的，所有关于圣经的批判分析学如果要忠于圣经已经证实的内容，就必须立足于圣经既是人手写成也是由神亲自默示这一前提。

文化相对主义

如何架设一座桥梁，把圣经作者所属的那古老世界和当代社会连接起来，这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对于任何想明白圣经意思的人来说，考察经文的写作背景一向至关重要。除了那些只追求所谓“灵意”而不顾经文原本自然含义的人，所有的释经者都通过考察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寻求对圣经清晰的认识。

当代，认真的释经者一直在努力将圣经的真理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为了做到行之有效，释经者必须了解圣经原始读者或听众所处的时代背景。而对于那些寻求将圣经真理传播给异域文化背景人士的释经者来说，研究受众所处的文化相当重要。其实，道成肉身的真正含义就是将神的真理“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并融入到听众的生活中去。耶稣基督用人类可以理解的话语和行为将属天的真理揭示出来。使徒们效法耶稣的榜样，采用不同的方式，将神的真理分别传给了犹太人和外邦人。

因此，理解圣经作者与当代读者的背景，对于正确理解和应用圣经真理至关重要。所以本书将用好几章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掌握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相关技巧。但是，这里又有一个前设问题：到底什么是“处境化”？在实践当中，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有的仅仅将研究经文的背景作为厘清经文意思的一种途径，有的则因过分强调“背景”，而成为自然主义释经者。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段圣经经文的有效性是否取决于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理解？圣经的权威性是否取决于它与现代文化标准的相融性？

所谓“文化”是指一群人看待事物或行事的方式。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任何观点的价值或真实性都取决于它所在的文化背景。理性主义者认为文化是道德中立的，在某种文化背景之下行得通的，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未必能行得通，未必是好的。对于与道德无关的问题，这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若将这种观点用于所有文化范畴内的事情，就等于剥夺了圣经审判所有世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独立主权。事实上，神把圣经赐给世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文化并帮助人建立起符合神心意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

让我们从古代经文与当代信徒之间“理解鸿沟”的两端来看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它如何处理圣经作者的本意？它对圣经在当今信仰和生活中的应用有何影响？

当一种对经文原始写作背景的现代观点与经文显而易见的意思相悖时，到底哪一种解释占上风？如果允许用今天对古代文化不准确的理解，去更改经文显而易见的意思，这就变成了自然主义释经法。

圣经中有很多教导对于现代文化来说令人深感棘手。许多自认为是福音派的释经家试图通过某种释经方法来解决这些难题，这个方法或被称为“处境化”、“动态对等法”（dynamic equivalence interpretation）或“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这一立场认为圣经论述只是个短暂的文化“外皮”，仅仅对圣经原本的听众才有权威，对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则可以被认为是没有约束力的，而被包裹在文化“外皮”内的真理“内核”，才是恒久不变的原则，才是神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的旨意。这种方法到了哪个地步会变成自然主义的呢？除非圣经本身为这种区分提供了依据，否则任何将圣经教导当成可有可无的文化外皮而加以丢弃，只看重“内核”或自定的所谓不变原则，就变成了自然主义的释经法。

圣经从未授权所谓“外皮和内核”的区分。如此说法的依据是什么？谁又来进行这种区分呢？例如，在下列的几个圣经命令中，到底哪些是可以被丢弃的文化外皮呢？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弗5:22）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弗6:1）

顺从神。（徒5:29）

当一个人判断圣经中哪些教导是永恒不变的原则，而哪些又是可舍弃的文化附属品时，他已经变成凌驾于圣经权威之上的权威。有人教导说，如果婚姻辅导人员认为一段婚姻已经“死亡”，他就应该建议双方离婚。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基督关于不能离婚的命令呢？也许我们可以说，基督给出那些命令的背景是1世纪的犹太文化，因此这条命令背后的原则才是我们应该遵守的，而不是命令本身。这原则就是关爱你的另一半。照此说来，在某些情况下关爱另一半就意味着将其从婚姻的法律约束中解脱出来。持如此观点的文化解读者常说，释经者不可被简单的、咬文嚼字的律法主义所捆绑。

思考一下圣经关于同性恋行为的教导。圣经之所以禁止同性恋关系，与同性恋者在当时罗马世界中的名声有关。如果基督徒纵容这种行为，便会使整个教会声名狼藉。这条禁令背后的原则是忠贞。因此有人便教导说，只有在乱交时，同性恋关系才应遭到谴责。最终，释经者对古代文化的了解变成了接受或拒绝圣经教导的权威。既然所有经文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写成的，所有圣经教导就理应受制于处境化的操控。

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前设与理性主义者的相同，那就是自然主义。对于自然主义者来说，当圣经某一明确的教导与人的自然想法相抵触时，圣经必须让步。对于文化相对主义者来说，如果一个人对圣经作者的文化背景或当代文化背景的理解，得出了一个与经文本身的自然意思完全相反的解释，文化解读者比圣经本身有更大的权威决定什么才是真理。这种做法正是自然主义的。（处境化在福音派释经者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在下面几章中我们还将就此作更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