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理解人的语言

 

简介

 

当神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人类时,他赋予了我们交流的能力。人语言的恩赐、交流的能力的确是美妙的。不仅如此,人生命的意义也取决于这种恩赐。爱的关系赋予生命最终的意义,而这种关系则取决于理解对方在想什么。只有通过交流,人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成功的交流取决于收发信息的双方。发送信息者必须用语言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而接收者则必须准确地理解这些语言。就圣经而言,神通过人类作者发送信息,而作为接收者,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圣经作者的本意。这就是圣经的诠释。

 

正确理解作者本意可能并不容易,因为世上没有哪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和想法。语言也不完全精确,尤其是当我们要表达重要的抽象概念时,更是如此。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明白别人的意思,他必须要下功夫。一个人如果对推销的某件商品不感兴趣,就不会在意对方说了什么,但如果他在追求所爱慕的人,一定会侧耳倾听对方说的每一句话。这代表了人们对圣经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把圣经看作他不想要的商品,而有些人则深爱神。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并非生活在圣经作者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中,交流的问题愈发凸显出来。

 

沃尔特·凯瑟(Walter Kaiser)对于有关人类交流与圣经的这一基本真理作了精辟的论述:

 

人用以解释口头或书面表达的那些通用原则不是学来的、发明的或发现的,而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本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自从神赐给我们语言和交流的能力,人就一直在运用这门艺术。因此,听众是诠释者,而讲话的人是作者。

 

这并不是说人有着神的形象,因而拥有交流的恩赐,所以就能自然而然地、成功地从事释经这个既具有艺术性,也具有科学性的事情。恰恰在这一点上,读者(释经者)所处文化背景的差异最令人尴尬地显明出来。即便当说话的人和听众(释经者、读者)处在同一文化与时代背景下,也可能有一些话题和词汇是释经者不曾接触过的,影响释经者的理解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释经者有必要先进行一些深入调研,否则他的释经工作很难取得成绩。

 

人因着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而在本性中具有一些东西,但如果释经者和圣经原作者之间的隔阂不仅仅是时间,更有政府、社会,甚至是宗教环境的差异,又怎么能用人本性中的这些作为解释圣经的通用原则呢?答案依然是同样的。该问题是将前期的预备、研究与释经混淆在一起了。即使我们有幸与圣经作者生在同一文化当中,无须研究圣经背景、文化甚至有时包括语言,我们也仍负有解释经文的责任。所以我认为,和语言一样,解释圣经的原则也是自然而又具有普世性的。[1]

 

因为圣经中的语言就是普通的人类语言,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习一些与理解普通的语言交流有关的常识性指导方法。有时候,这些方法被称作“原则”。我在这里不用“原则”(principle)这个词,因为我留着它用来指从圣经出发且不能被改变的标准。圣经中从未提到过人类语言交流的法则(law)。如同凯瑟提醒我们的,这些法则(law)是我们按神形象被造的一部分。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试图归纳理解人类交流这门艺术的技巧。

 

在此,我提出三个基本的指导方法:

 

1.我们要想理解讲话人或作者的意思,就要从理解所用语言的一般意思入手。

 

2.我们必须确定所用语言的类型或体裁,如诗歌还是散文,修辞性的还是字面性的。

 

3.我们只试图寻找讲话人或作者话语中的单一意思。

 

 

寻求所用语言的一般意思

 

我们要确定经文最自然、清晰、明显的意思。在开始释经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卷卷与我们的背景差异极大,且用我们不熟悉的文字写成的书卷。可以说,我们作为交流的接收者,就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或者像一位从事某个部落圣经翻译的人,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学习一门没有书面文字的语言。那么,婴儿和圣经翻译者又会怎样做呢?

 

首先,他们会根据所处环境来确定语言的意思。从认识母亲的身体和声音开始,婴儿会渐渐熟悉他的房间和婴儿床。他依靠感官,开始逐渐明白语言。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学习一门新语言也需要有相同的过程。因此,确定语言一般意思的第一套指导方法,是了解这段文字的历史、自然和文化背景。

 

其次,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人开始学习个别单词的意思。婴儿最先学会的词是“妈妈”、“爸爸”和“不”。所以,我们的第二套指导方法是确定词语的意思,尤其需要分析那些意思复杂且模糊的词语。在学习词语意思的下一个阶段,婴儿或圣经翻译者开始听到更大的思维单元——句子和段落。一个人如果要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就要明白每个单词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第三套指导方法是学习句子结构以明确作者的思路。

 

随着孩子对人类交流的理解日趋成熟,随着翻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甚至可以将口头交流转化到笔端,之前的理解可能会通过将每一次交流与更广的背景相联系而得到修改、澄清。因此,我们的最后一套指导方法是,通过将经文与上下文乃至整部书相联系来理解它的意思。

 

总而言之,由于我们的目的是探求圣经最自然、清晰、明显的意思,我们必须学习能帮助我们确定这个意思的指导方法。

 

确定所用语言的文学类型或体裁

 

我们应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圣经中的所有的篇章吗?这让我想到各类媒体以不屑、嘲弄的口吻提到“圣经咬文嚼字者”。这似乎是一个早已得出的结论,即圣经不能照着字面意思来解释。但是,对于那些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圣经的人来说,以字面意思理解圣经是建立在圣经是人手写成这个基本的原则之上的。

 

实际上,这不该是我们争论的焦点。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按字面意思理解经文,而在于经文的真实性。圣经中那些自称为字面性的部分是否真实可靠?更进一步,圣经中的教导,不管它们是字面性也好、修辞性也罢,都是正确的吗?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圣经的真实可靠性才是根本问题,而非它是否写实。

 

我们被那些寓意释经者和某些声称在圣经中找到了第二种意思、奥秘或其他神秘记载的理性主义释经者所迫,采取了维护圣经字面意思的立场。但是,圣经若要具有权威性,人们首先必须能读懂它。

 

在人的所有交流形式中,接收者的出发点一般都是按照说话者或作者的表面意思来理解他们的话。但是接收者应该时刻留心,对方也可能会用修辞性或诗歌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实际上,许多英语幽默之所以可笑,就是因为人们常常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作者,后来才发现其弦外之音。

 

因此,我们必须先学习确定语言类型及体裁的一系列指导方法,然后才能确定那一类语言的意思。当作者使用比喻故事时,他的写作意图是什么呢?对于某一种修辞手法,其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像有关语言字面意思的问题那样容易回答,但这些手法确实是人类语言交流的正常形式,需要我们明白,也是我们能够明白的。

 

因此,对于字面性语言,我们要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对于修辞性的,我们要按照修辞来解释;对于诗歌体的语言,我们要按诗歌来解释。根据《马太福音》35节,是不是整个耶路撒冷并犹太全地,都去听施洗约翰传道呢?也就是说,难道耶路撒冷城搬到旷野中了吗?不是,我们说那是一种修辞手法,是指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去了施洗约翰那里。那么,是否每一个住在犹太地的人都跑到旷野去听施洗约传道呢?也不是,因为修辞性语言必须按其修辞性意思解释。有很多简单的指导方法能帮助我们甄别语言中不同的修辞性手法,并理解它们的意思。

 

有一个问题是,很多释经者将字面性语言变为修辞性的或神话,例如,神的创造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常被这样处理。当人类语言被这样歪曲,它几乎可以带上解释者想要注入的任何意思。并非只有理性主义释经者会这样曲解圣经,很多相信圣经的人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而且还常常犯错,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所谓灵意解经或寓意解经。同时,人们还有可能将修辞性语言理解为字面性的。例如,耶稣指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太26:26),有超过半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士将耶稣这句话按字面理解,并且还以这句话为基础构建了一条主要的神学教义。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一些指导方法,帮助我们分辨语言的文学体裁,进而去理解这一类文体的意思。掌握了这些工具之后,我们就能解释具体的圣经章节了。

 

发现作者唯一的用意

通常情况下,作者不论是用口头还是书面表达,都只想传递一个意思。既然圣经是以人的语言写成,就表明任何一段经文都只有一个含义,除非经文的作者声明还有另一层意思。作者想要表达第二层意思,这无可厚非,因为这也是一种合理的文学表现手法。但是,只有圣经作者已经事先陈明,释经者才能坚信有第二层意思。

 

请注意,修辞性或诗歌体语言可能看起来不只一种意思,但是作者也许意在通过这种体裁表达某一个特定的意思。有关第二层含义的问题与作者在写作时同时想到两种意思有关。例如,作者可能在表达某一历史事件的同时,又在预言尚未发生的另外一个事件。圣经中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情况,释经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这一指导方法仅对那些认为在某些经文,尤其是在预言性的经文中,偶然可能存在第二层或隐含意思的人有用。持这种观点的释经者必须极为谨慎,防止经文变成手中的胶泥,随意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重申,即使文中有隐含的意思,也必须由作者本人明确指出。就圣经而言,如果主耶稣本人或者圣灵通过后来的圣经作者指出这样一层意思,那么它与经文原本的平实意思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明确经文的唯一意思是释经者的工作目标。否则,释经者本人的想象,或者他对经文的主观理解就变成了权威。关于处理圣经中例外情况的指导方法,我们将在第十八章学习解释预言时探讨。

 

所谓经文中只存在一种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释经者都认同这个意思,或者说每一段经文的意思都容易明白。如果一段经文唯一的真正意思并不明显,就可能会有一种以上的解释。例如,针对《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创世描述就存在好几种解释,每一种解释都寻求将经文当作神对于史实具有权威性的启示。释经者可能并不需要下定论到底哪种解释才是唯一正确的。他目前可能认为这几种解释都有道理,并等待日后得到更多启发后再下定论。

 

但是,承认几种解释都有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这些解释都是同样正确的。圣经作者的原意只有一个。当原来的意思并不清晰时,心存谦卑的研经者不会盲目拥护某一个不确定的解释,或者以该经文为基础,建立一个神学上的框架。我们在第十五、十六章探讨如何将相关经文互相比较以及如何建立系统神学,将学习有关的指导方法。

 

我们称经文只有一个意思,并不是说只存在一种应用方法。任何圣经教导都可能有多种合理的应用方法。例如,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利19:18),我们若要认真履行神的这条命令,就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应用。还有,“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6:7),这个教导的写作背景是给予,与如何使用钱财有关。这一点确定了该教导的唯一意思。但是这个原则可以合理地应用到生活中其他方面,如善行与恶行。我们之后将学习一系列帮助我们合理应用圣经的指导方法。但目前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我们所寻找的是圣经作者想要表达的唯一意思。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圣经完全由人手写成、是人可以理解的交流方式这一原则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更详细地考查这一原则的指导方法,以帮助研经者有信心地确定任何一段经文的意思。

 

推荐阅读书目

 

Alter, 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Bailey, J. L., and L. D. Vander Broek. Literary Forms in the New Testament.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2.

Broyles, C. C., ed. Interpreting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ker, 2001.

Davis, Ellen F., and Richard B. Hays, eds. The Art of Reading Scrip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Erickson, Millard. Evange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Hirsch, E. D., Jr.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6.

Hirsch, E. D., Jr.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Johnson, M. D. Making Sense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Kaiser, Walter C., Jr.“The Single Intent of Scripture.” Evangelical Roots. Kenneth S. Kantzer, ed. Nashville: Nelson, 1978.

Kaiser, Walter C., Jr. The Use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Chicago: Moody, 1985.(凯瑟著,《新约中之旧约引据》,中华福音神学院)

Longman, Tremper, and Leland Ryken, eds. A Complet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朗文、来肯著,《新旧约文学读经法》,校园书房出版社)

Moo, D. J.,“The Problem of Sensus Plenior,” Hermeneutics. D. A. Carson and J. D. Woodbridge, ed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6.

Ryken, Leland.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Sandy, D. B., and R. L. Giese Jr. Cracking Old Testament Codes. Nashville: Broadman and Holman, 1995.

Thiselton, A. C., and C. Walh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rmeneut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5.

 

[1] Walter Kaiser, “Meaning from God’s Message: Matters for Interpret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5 October  1979,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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