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书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在上一讲中提到哈里·布拉迈尔斯，他是一个英国基督徒作家，于1963年写了一本重要的书，书名是《基督徒的心意：基督徒该如何思想？》（The Christian Mind: How Should a Christian Think?）布拉迈尔斯是C. S. 路易斯的学生，他在第1章不断重复全书的主题：“基督徒的心意已不复存在”，意思是我们这时代已经不再有明显的基督徒思想方式了。固然我们还有某种程度的基督徒伦理，甚至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美德，但我们缺乏鲜明的基督徒行为明证，和独特的基督徒世界观，来指引我们的思想，以从周遭世俗的观点分别出来。
不幸的是，过去三十年间，这种现象并未改善。事实上反而每下愈况。到了今天，不但真正的基督徒思想已成凤毛麟角，甚至任何一种思想都已罕见。西方世界（或许整个世界）正迈向我经常说的“没有心思的世界”之途。
由于基督徒受到嘱咐，当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种文化上的漫不经心或心不在焉，就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保罗勉励我们当认识、了解、弃绝、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许多方面独树一帜，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我们应该拥有“基督徒的心意”。
美国的“凡娜化”
造成我们现今这种“缺乏心思”现象的原因有好几个，例如生活步调的快速，哲学上的怀疑论等，但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电视。
我在几年前开始探讨电视所造成的文化问题，促成我这样做的原因是，1987年美国广播公司“夜线”（Nightline）节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在杜克（Duke）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那次演讲之后，基督教媒体经常引用他的这篇讲词，因为他提到了十诫。他感叹美国道德的日益衰微，并且提醒他那些世俗化的听众：宗教的标准仍具有相当的价值。他说十诫不是“十个建议”，它们不是老掉牙的东西，而是现代社会应奉为圭臬的标准。但我认为科佩尔的演讲最精彩之处是，他称美国已经被“凡娜化”了。
科佩尔指的是凡娜·怀特（Vanna White），她是电视游乐节目“幸运轮”（Wheel of Fortune）中一个广受欢迎的女主持人。美貌而聪慧的凡娜已成了电视上的一种标志。其实她的工作很简单，她只是站在一个大的游戏转轮旁边，轮上有许多方格，里面是一些字母，把字母合起来就是答案。只要观众猜对了一个字母，她就走过去，掀开方格，露出正确的字母。然后她再走回来，站在那儿拍手。如此而已。任务虽然简单，但凡娜似乎很喜欢这个工作。不，根据科佩尔的话，“喜欢”还太轻描淡写了。凡娜做起这分差事来简直是欢欣鼓舞，她似乎对所看见的每一件事都雀跃不已。她大受观众欢迎，讨论她的书开始出现在书架上，毫无疑问的，她足以被列入美国传奇人物之一。
但有趣的是，凡娜在节目中自头到尾从未说过一句话。科佩尔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从不说话、因此基本上我们对她毫无所知的人，怎么可能如此广受欢迎？他说，这正是问题所在。由于我们不知道凡娜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因此你要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就是什么样的人。“她是女权主义，或每一个大男人主义者的幻梦？你希望她是谁，她就是谁——姐妹、爱人、女儿、朋友、从未谋面的人；因此她绝对不具威胁，也永远不会挑剔你的错误。”她能变得家喻户晓，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需要，或幻想悄悄投射在这个电视角色上了。
当然，科佩尔对“幸运轮”这个节目的成功并不感兴趣。他是在分析我们的文化。他认为凡娜的出现是电视的中心本质，电视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方式；或者更正确地说，电视塑造了我们的“不去思想”。它被尊为伟大的教育工具，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电视内容很少呈现有深度、足以启发人去思想的东西。它把事件以三十秒钟的速度闪现，邀请我们将自己模糊的感觉投射在其上。
如果我们所谈的这些现象都只限于电视娱乐节目，还无关紧要，问题是我们的孩子花太多时间在这些肤浅、麻木心智的节目上，而未花时间以严肃的阅读来锻炼他们心灵，这实在是一大遗憾。如果真如科佩尔和我所说的，电视使我们不用大脑去思想，那么电视就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心智和属灵问题。
娱乐至死
另一个有关电视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之研究，是由纽约大学传播系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提出的，他的研究更具有学术性。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娱乐至死》。
这本书是1985年出版的，在它之前的一年，即1984年，那也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描述社会被恐惧所控制的著名小说之书名。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描述，“老大哥”以无情的铁腕统治着一切事物。但波兹曼提醒我们，早几年还有另一本书，对人类未来的描述同样令人不寒而栗，只是背景不同，那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在赫胥黎的小说中，根本不需要“老大哥”，因为那些未来世代的人喜爱被压迫，对剥夺他们思考能力的科技也甘之若饴。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以高压手段禁书的统治者，赫胥黎害怕的是未来不再有禁书的必要，因为再也没有人想要读书了。奥威尔担心统治者剥夺我们接受资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统治者供给我们的过多，以至于我们变得被动而自负。奥威尔害怕真理被封锁，赫胥黎害怕真理在无知的大海中被淹没。奥威尔恐怕我们变成一种被奴役的文化，赫胥黎恐怕我们变成一种琐碎、无足轻重的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中所说的，那些文明的自由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极力反对独裁，但他们自己却“忽略了人类求新求变化的胃口是无限量的”。
显然，正如波兹曼所说，西方文化已经屈从这两种压迫的第二种。
波兹曼这本书的前半部是研究他所谓的“印刷时代”和现今这个“电视时代”（他又称此为“演艺业时代”）之区别。印刷是指印成文字的话语，借报纸、单张、书籍为工具来传达理念。这些是合乎理性的，可加以分析，因为这正是写成的文字所具有的功能。他这样写道：
阅读一段文字，就是跟随一条思想线路，这需要相当的分析、推断、辨理的能力。读者必须去发觉谎言、困惑、过度笼统的地方，指出滥用逻辑和常识之处。这也包括评估观念，比较相对的主张，将两个概括的论述连结起来等。为达此目的，一个人必须与字句本身保持某种距离。一些孤立的、不含个人色彩的本文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所以一个好的读者不必为精彩的句子喝彩，也不必为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鼓掌。那样做会打断深刻的思维，使人无法专心思想。
波兹曼用18世纪中叶著名的“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来说明印刷时代的优点。虽然那次辩论长达三至七个钟头，但当时人们却能聆听，明白，并酝酿出自己的见解。波兹曼说，18、19世纪的美国“和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社会一样，是受印刷文字和以文字为基础的修辞术所支配”。这是一个有思想的国家。
不幸的是，电视并未采用合理的沟通方式，而是用形象来沟通，就如特德·科佩尔所言，结果我们的文化变成了一个漫不经心的文化。
电视新闻：“现在……这个”
波兹曼书中所陈述的理念可以支持我前面所描述的“漫不经心”之景象。让我复习一下他所看见的三个负面影响。
第一个负面影响是思想上的。书中有一章讨论到电视新闻的影响，那一章的标题是“现在……这个”。因为这是电视新闻主播将一小节新闻——平均一小节新闻的长度是四十五秒钟——与另一小节新闻或一个广告连结起来时，使用得最频繁的词。这短语的意思是，刚才你看到的报导，与你接下去要看的，或者任何其他报导，都毫无关联。理性的思维需要这种关联。它依靠共同性、相对性、推论，以及适当发展出的结果。它需要时间。这是书籍和其他印刷品所提供给我们的。电视在这方面却付之阙如。电视不给人时间去思想，如果它无法提供人时间去思想或去酝酿思想，那么它主要给人的只是“消遣”。
波兹曼说，电视给我们“新闻，但没有结果，没有价值，因此我们无法严肃地看待它；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种消遣”。换句话说，它不仅是漫不经心的，而且它也教导我们漫不经心，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是最大的知识。
触角向外，敬请赐票
第二个负面影响是政治方面的。波兹曼称那一章为“触角向外，敬请赐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有一次说：“政界其实与娱乐界无异。”若是这样，电视上的政治就不是以追求卓越、明晰、诚实，或任何美德为目标，它只是给人一种正在追求这些美德的假相。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经过1968年的大选之后，终于当选美国总统。有一位名叫乔·麦金尼斯（Joe McGinniss）的政治家写了一本书，题目是《1968年总统大选推销术》。他在书中描述尼克松的幕僚所用的策略，他们认为尼克松于1960年的大选败给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是因为肯尼迪在电视上的形象较佳。尼克松的首席助理威廉·加文（William Gavin）提出这样的建议：“避免直率的逻辑：把焦点放在印象和态度上。一个句子说了一半就打住，然后跳到半个世界以外的地方……说道理只会使观众退缩，因为这对他是一种攻击，逼着他不是同意，就是反对；但好的印象可以包夹他，吸引他，而又不具任何智能上的要求……候选人一旦得到选民的好感，他就已经赢了三分之二的选举。”
今天竞选经理如何为他们的候选人开启票源？不是靠讨论议题，因为这样必输无疑。任何针对议题的讨论（除非是毫无意义的讨论），都会得罪某些人。赢得选举的唯一之道，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电视形象，尽可能使候选人避开敏感的话题。
这正是里根赢得1980年和1984年大选的原因。依我个人之见，他获胜的原因不是他的立场，虽然他确实有一些异于前人的看法，而且我觉得一般说来，他的立场都算正确。但这不是他致胜的关键。他赢得选举，是因为他在电影界人脉甚广，与电视界也有极佳的渊源。他推出的是一个强壮、正直、值得信任的形象。
1988年的总统大选，乔治·布什（George Bush）击败了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那次竞选也涉及到每一个选民是否都有知的权利之问题。电视本来只是媒介，将对议题的讨论介绍给观众，但选民实际上并未获得这些信息。布什和杜卡基斯在政治立场上有何差异？对社会安全制度、孩童照顾、教育、税务、堕胎等问题的看法如何？他们对国际事务，军备，与俄国、东欧、中国、日本的关系，持什么立场？只有政府专家，而不是选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并不是竞选中的议题。
那么真正的议题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只有一个议题：布什是一个“书呆子”吗？这个问题冒出来，是因为他在电视上看起来楞楞的；他身材瘦削，似乎弱不禁风，讲话的时候头略歪向一边，一副恭顺的样子。如果杜卡基斯能够鼓励选民相信布什就是这副德性，他们就会把票投给杜卡基斯。谁要一个书呆子做领袖呢？另一方面，布什的任务是要说服选民相信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总统，因此他的阵营设计了一个策略，用强烈而激进的方式——很多人认为太不公平、不厚道了——来对抗杜卡基斯。
媒体对此怨声载道。各大电视台的主播纷纷提出抗议，予以挞伐，这原在意料中。他们称那是他们记忆中最丑恶的一次竞选。但那些人多么假冒为善啊！固然那次竞选缺乏深度，但电视所要求的岂不就是漫不经心，不用大脑吗？电视要求的是形象，而不是思想。
1992年的选举是另一个例子。我一开始就预言克林顿会当选，不是因为他对如何使美国脱离庞大债务有何锦囊妙计，也不是因为选民对过去两年的经济衰退感到不悦，而是因为克林顿在电视上看起来比较英俊潇洒，他是典型的电视候选人，最后他果真赢了选举。
电视“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得很对：“媒体本身就是信息。”那些竞选经理深谙此道，所以他们都据此来设计其竞选策略。
我知道有人会说：“但是里根总统确实是一个正直、强而有力的人啊！”或者“老布什确实是一个书呆子（或不是书呆子）啊！”或者“克林顿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候选人。”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无法实际知道这些事，也无法认识他们，至少不能从电视上得知，除非发生一些事件，支持或推翻了我们的观念。最严重的还不是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明明不知，却由于电视的缘故而自以为知道得一清二楚。
宗教被当作娱乐
第三个负面的影响是宗教。尼尔·波兹曼有关宗教的那一章，题目叫“意态阑珊迈向伯利恒”。电视上的宗教主要是采取娱乐的形式。只有少数布道家，如葛培理和其他教导圣经的牧师如查尔斯·斯坦利（Charles Stanley）和D·詹姆斯·肯尼迪（D. James Kennedy）等人例外。葛培理除了电视，还有很广泛的国际事工。至于电视上那些明星布道家则多数是娱乐界能手。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是表演艺术的翘楚，另外还有梅夫·格里芬（Merv Griffin）。至于吉米·斯瓦加特（Jimmy Swaggart）则是一个钢琴家兼歌唱家，他也是一个活泼、有表演天分的讲员。甚至一些电视转播的教会崇拜，例如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和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所带领的敬拜，也包含了必不可少的特殊音乐和通俗见证，与世俗电视节目无分轩轾。我们可以给它们取一个最妥当的名字——杂耍。
一旦我们把教会转到电视上，几乎宗教本身所蕴涵的一切真实性质都会化为乌有。最主要的损失是那种至高无上的感觉。神不在了。波兹曼说：
所有使宗教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意义深远的、神圣的人类活动之因素，都随之而消失了；没有仪式，没有教条，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严重的是，没有灵里那种超然的感觉。在这些“秀”中间，牧师高居首位。神成了次要的角色……
哥伦比亚传播公司知道华尔特·克隆凯特（Walter Cronkite）在电视上的表现比银河的浩瀚更吸引人。斯瓦加特的表演也比神精彩，因为神只在我们心中，而斯瓦加特却在“那里”，是可以眼见，可以受人羡慕、景仰的。因此他能一跃而成明星……如果我说得不错，这种表演其实是一种亵渎。
或许那些赞成宗教娱乐化的人会提出抗议：“只要我们仍然能每一个礼拜天早晨在教会中看到真正的宗教，这又有什么损害呢？”我要强调的是，电视的影响无远弗届，效力惊人，早晚会使教会的敬拜变得无足轻重，而且使崇拜变得以娱乐为重。
今天大多数教会的崇拜不见教牧祷告，却充斥着肤浅空洞的音乐、亲昵的闲谈和简短的讲道。牧师们受到叮咛，要尽量人性化，务必添加一些有趣味的故事，要面带微笑，最重要的是避免去碰那些不受欢迎的话题，以免得罪人，甚至导致人离开教会。牧师传讲的信息必须满足会众所“感觉”的需要，而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通常这是指投其所好，专讲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别埋没你的头脑
到了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基督徒的心意更新，我将在下一讲继续探讨这一点。但我在结束本讲时要介绍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一本书，书名是《别埋没你的头脑》（Your Mind Matters）。书中讨论到基督徒生活的六个领域，指出我们若不积极而正确地使用我们的心意，这六个领域就无一能存在。它们分别是：基督徒的敬拜、基督徒的信心、基督徒的圣洁、基督徒的引导、基督徒的传福音，以及基督徒的事工。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思想。
斯托得说：“反智主义……是世界的风尚，因此它也是一种属世的形式。贬低思想的重要，就会损毁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他直截了当地问：“神既然将我们造成有理性的受造物，我们怎能否定他所赐给我们的人性？神既然对我们说话，我们怎能充耳不闻？神既然借着基督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怎能将心思搁置不用？神既然要用他的话语来审判我们，我们怎能愚昧地不肯将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
如果你好好思想，会发现这些都是极重要而有益的问题。
本文选自《生命宝训讲道注释系列——罗马书》
作者：博爱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
